要求君主善良、賢能、受諫、有才、有德、有威望，反對“恃力自恣”者;有事八家同議，未經同議不準私行。諸貝勒朝見君主須同往，共商國是、舉賢良、退讒侫，不可一二人至君前;君主“若不納諫，所行非善”，可以共同計議更換;如果被更換的君主不悅，則“強行易之”。同時，要求嚴法度，信賞必罰，加強法製管理。其三，奉行儒家忠孝思想，主張社會和諧，提出“人君無野處露宿之理，故築城也。君明乃國成，國治乃成君。至於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禮也。至於王宜愛民，民宜尊王;為主者宜憐仆，仆宜為其主。仆所事之農業與主共食，而主所獲之財及所畋之物亦當與仆共之。如是，天欣人愛，豈不各成歡慶哉”。很顯然，他要求從君主到奴仆上下都要“互相關切”，使社會達到“天欣人愛”境界。如何達到這個目標，需要一種統治思想，那就是儒家思想。天命十年(1625年，天啟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諸貝勒歡宴上正式引用《論語》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孫當孝於親，悌於長。其在禮法之地勿失恭敬之儀。至於燕閑之時，長者宜合洽其子弟，俾翕如歡聚。”並指出，作為君主凡是“除夕謁堂子拜神主後，先由國君親自拜眾叔、諸兄，然後坐汗位。汗與受汗叩拜之眾叔、兄，皆並坐於一列，受國人叩拜”。為了給諸子和國人做出榜樣，當年正月初七日，他把過去在統一戰爭中受到衝擊、對自己大為不滿的建州本部叔父、伯父，葉赫部的諸媼、額駙之母，包括烏拉部嶽母都都祜等都請到自己家中，坐在西炕上，令自己的三位福晉以兒媳之禮，“叩拜二伯父及四媼”，自己也捧酒跪飲。同時，在民族政策方麵，遵循儒家思想，主張改變往昔政策，認為“昔我國滿洲與蒙古、漢人國別俗殊，今共處一城，如同室然。為和洽，乃各得其所”。其四，推行監督機製。天命八年(1623年，天啟三年)二月初七日，決定八旗設都堂8員，滿洲每旗設審事官2員，蒙古、漢人各設審事官8員。而對各貝勒特別設立“卦文啟示者”，將汗的教誨之言，隨時提醒貝勒遵循，給予嚴格監督。
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實質上是重新確立政治體製，將正在過渡和完善的君主製，退回到貴族共和製，是一種倒退政策，沒有前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諸位小貝勒的地位。並對爭權奪勢的大貝勒是個有力的牽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激烈的嗣位之爭。同時，也不難看出，所謂“九王當立而年幼”，令代善攝位，將來“傳於九王”的傳聞，決不會是這種體製下的產物，而是努爾哈赤在實施此製之後，對嗣君的一個適時的思考方案。
(四)嗣位之謎底
朝鮮李朝使臣傳出多爾袞當立嗣，代善暫攝政一事，後世史家常常一言以蔽之，“望風撲影”。就算如此，影子是什麼?也需要史家認真追蹤。現從四個方麵看看當時的具體情況。其一，多爾袞為貝勒，不代表八家。努爾哈赤在世時，他在諸貝勒中處於什麼位置，我們從頭說起。早在天命四年(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李朝官員李民寏提到代善、皇太極、莽古爾泰之後說，“餘三子幼”，當時阿濟格15歲、多爾袞8歲、多鐸6歲。這裏指的是受重視、有地位的六個兒子。其中這三位幼子，在李朝人的筆下隻是“餘”子，並無明顯社會影響。第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努爾哈赤因代善的“過惡”，廢除其執政地位，宣布八家的列名是:“阿敏台吉、莽古爾泰台吉、皇太極、德格類、嶽、濟爾哈朗、阿濟格阿哥、多鐸多爾袞八貝勒為和碩額真。”從此，9歲的多爾袞由一名閑散貝勒成為正式和碩額真。但在八家中隻是與7歲之弟多鐸合為一家，且在多鐸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