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諸位小貝勒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嶽、碩、薩哈廉、豪格誓言:“吾等若背父兄而陰媚乎上，行饞間於汗、貝勒之間，天地見罪，奪其紀算。若一心為國，不懷邪曲，克盡忠道，天地鑒佑，壽命延長。”第四是大小貝勒共同盟誓:“謹告於皇天後土，我等兄弟子侄，共擁戴皇太極承父汗基業，或有包藏禍心，欲加害者，天地鑒罪，速奪壽命。若我等忠心事君，或有微過，即奪先汗所予之人民，或廢或殺，天地鑒察。”第五是汗與諸位大小貝勒共同盟誓:“皇天後土，既佑我父為君，今父汗已崩，國無主，諸兄弟子侄共議皇太極承父基業，祈天地垂佑，俾皇太極壽命延長，國祚熾昌。”從這五大盟誓中可以看出四組問題，其一，是為國家行正道精誠團結，即所謂行正道、行善道、一心為國、敬兄長、愛子弟。其二，是忠君不媚，即所謂盡忠良、盡忠道、忠心事君、不媚君希寵。其三，是由老天作證，即所謂天地鑒譴、天地鑒察、保佑、鑒佑、鑒罪。其四，背盟與否將關乎生命、子孫和資產得失，即所謂奪予壽命、壽命延長、子孫昌盛等。這是當時具有時代氣息的社會生活。經過五大盟誓，皇太極的汗位在後金社會上層達成共識。如此情況視作“原係奪立”，恐怕是多爾袞曾洞悉汗父交代的後話所致。
(3)以孝道治國
從古至今，凡是立國者，必定其宗旨，即用什麼指導思想統治國家和人民。中華五千年社會史，儒家思想是中原傳統文化內核。滿族先世在與中原長期交往中，其先進部分在不同時期先後分別接受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並將自己的文化融進其中。在後金曆史上，是努爾哈赤首先提倡儒家思想文化。天命十年(1625年，天啟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諸貝勒大宴上，直接引用《論語》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並要求他的世代子孫“孝於親，悌於長”，規定在不同場合，國人都要遵守禮儀。所謂在禮法場合“勿失恭敬之儀”，在休閑之時，“長者宜合洽其子弟，俾翕如歡聚”。各個民族盡管“國別俗殊”，也要“然為和洽，乃各得其所”。後世滿族家庭禮節，比儒家思想發明者漢族更嚴格，就是從這時開始。其“嚴”字，來源於八旗軍旅生活，即將儒家禮儀融會於軍事、法製中，使禮儀法製化、軍事化所致。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和”字，受汗父影響，“謹識漢籍”的皇太極，麵對後金國種種滯後狀況，進一步強調儒家思想。從理論到行動，在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在國中積極推行。天聰年間(1627-1636年)，他對三大貝勒曾努力實現“悌於長”之誼，致使三大貝勒十分感動。以代善為例，天聰元年(1627年，天啟七年)三月初八日，他在遼河邊上牧馬，皇太極約其至家中，設宴招待，奉其“中坐”，大行家宴禮。臨行時贈馬1匹。天聰四年(1630年，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再設家宴，請來諸多貝勒。皇太極曾“親跪敬酒大貝勒”再三。臨行時贈送寶馬10匹。天聰六年(1632年，崇禎五年)正月初二日的家宴中，再“讓大貝勒坐中”。在大貝勒再三辭讓之後，皇太極采取賓主坐法，即“遂坐於禦榻東隅，大貝勒於榻右同坐”。眾所周知，滿族先人社會風俗尚右，東賓西主，代善座位為尊。二月，代善身體不佳，皇太極將朝廷大事放下，帶領諸貝勒“往視之”。天聰九年(1635年，崇禎八年)二月初六日，皇太極前往牧群館，遇到代善在射鴨子，順便邀入館中飲茶。應該說，無失禮處，但皇太極覺得事先無備，空手見兄長有失禮節。回到宮中，命殺牛、羊各1隻，備宴四桌，送到兄長家。崇德四年(1639年，崇禎十二年)代善47歲，皇太極經常“以兄年高，不可馳馬”勸誡。而代善，很不服老，對於皇太極屢屢的勸告，沒放在心上。當年二月初三日，外出狩獵，在馳射獐麅中，“馬臥傷足”。皇太極聽到消息，心急如焚，忙趕至現場，一邊親自給兄長包紮，一邊流淚說:“兄奈何不自愛耶。”其對兄長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