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對二貝勒阿敏同樣敬重有加，兄弟之間有時也很動情。天聰元年(1627年，天啟七年)四月十五日，阿敏出征歸來，離城很遠就派使者轉告:“汗勿遠迎，但出迎於沈陽城附近，拜堂子即可。汗若不允，堅意出迎，則相見時，汗宜端坐，容我等叩見汗。因有唐古特喇嘛、察哈爾部使臣俱來，恐有礙國體。”因平時皇太極雖然稱汗，但朝廷集會時是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四大貝勒並坐。阿敏覺得有唐古特喇嘛、察哈爾部使臣在場，實在不成體統。而皇太極卻堅持兄弟互拜禮節，即“天既眷我，招撫朝鮮，聲名宣播，與兄貝勒互行拜見之禮，外國人聞之，愈彰其美，若彼兄跪拜，而端坐受之，豈能傳揚美名哉”。結果兄弟間相互默認，達成共識，“阿敏貝勒跪拜，汗答禮抱見”。本來這裏有朝禮和家禮之區別，場合不同。朝禮是君臣大禮，臣子拜君，阿敏跪拜皇太極很正常。而阿敏在外人麵前如不跪拜怕失國體，是因四大貝勒並坐，將兄弟之間家禮搬上朝堂，三大貝勒見汗不跪拜，本來有失國體。這次外人在朝，迫使阿敏行君臣跪拜禮，幫了皇太極的忙。這是周圍民族封建文明，迫使滿洲貴族也要文明一點。還好，從此阿敏迎送皇太極都行君臣大禮。如天聰四年(1630年，崇禎三年)三月初一日，皇太極出征歸來，阿敏率領留守的德格類、嶽等出城迎接，“貝勒阿敏進至汗前跪拜，汗自坐起立答拜，行抱見禮”。由此可見，皇太極在繼承汗位的前三年，與阿敏的關係基本正常。
莽古爾泰與皇太極的關係，作為兄長介於代善、阿敏之間，關係也比較融洽。天聰元年(1627年，天啟七年)三月初八日，約代善到家赴宴，莽古爾泰同時列坐。大宴之後，同樣贈寶馬一匹。天聰六年(1632年，崇禎五年)正月初二日，汗請諸貝勒家宴時，“遜兩兄先上殿就座”，而後自己上殿。莽古爾泰坐在汗左邊。當年莽古爾泰衝撞皇太極，受到懲罰。皇太極仍然關心他，“軫念”不已，將所罰的五牛錄人口，並分內漢民及供役漢人、莊屯等項“悉還”給他。既執法如山，又講究兄弟情誼，處置很是得體。
事實表明，皇太極繼承汗位後，對於汗父指出他的那些缺點，盡量克服，大有改進。李朝使臣稱讚皇太極“合易近仁，無悍暴之舉，且能敦睦於兄弟矣”。貝勒嶽對皇太極執政後，虛懷納諫，給予充分肯定:“竊臣聞之進諫於君者，古語有之，若君自責求諫，今始聞之。”莽古爾泰也讚揚皇太極在諸位王子中，“惟皇上秉大有為之資，故臣等兄弟共相推戴”，並對國中出現的不理想狀況，主動承擔責任，即“得則共得，失則俱失”。多爾袞受皇太極治國理念感召，在戰場、宴會等場合不時出現。
天聰年間，皇太極推行儒家禮儀治國。但儒教本身相關之事，很少涉及。崇德元年(1636年，崇禎九年)，正式進入滿洲發展階段，建立大清國後，開始紀念孔子。當年八月初六日，令內秘書院大學士範文程，致祭於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說:“惟至聖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昭宣聞之，曆代尊崇，謹以楮帛牲醴庶品之儀，式陳明薦，冀歆享焉，更命仿舊製，以複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配享。”這是滿族進入農業民族後，與中原文化認同方麵走出的重要一步。第二年四月初五日，皇太極在諸貝勒會議上，比較全麵地闡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指出:“聖經有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齊而後治國……禦下以義，交友以信，如此則身修矣。孝其親，悌其長，教訓及子孫、親戚，如此則家齊矣。身修家齊而國不治者，有是理乎。’”事實表明，皇太極治國的理論基礎是儒家思想。他提倡這個理論並非為提倡而提倡，而是為他的改革服務。換句話說，代善等三大貝勒和多爾袞等十小貝勒，將要在這場民族、國家封建化進程中受到嚴峻考驗和洗禮，可以說是順者昌，逆者亡。不管多爾袞內心有多少銜恨，他都要接受這種社會現實。而皇太極正是在這場改革中，成為時代脊梁和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豐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