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斷事有大臣風
皇太極在汗位上奮鬥四年之後，他的國家觀念，與八家分治之間矛盾越來越尖銳。但國家政治發展大趨勢必須內外統一。因此，諸貝勒治國理政、社會改革無不以國家得失為前提。多爾袞在諸小貝勒中多有明見，行為得當，尤其在吏治改革中貢獻突出。
(1)修根固本之策
確定治國指導思想是皇太極治國第一方略。第二方略是修根固本，統一中原。皇太極即位伊始，曾竭力推行汗父八家治國方略，但受漢官推動，從天聰四年(1630年)至崇德二年(1637年)他逐漸形成自己的治國方略。這個方略的中心是修根固本、改革政體，重用賢能。
皇太極在積極抓生產的同時，針對國家具體情況，提出“修根固本，整練甲兵”方略。首要任務是“修根固本”，他舉例子說:“治國譬如構屋，若苟簡從事，則未久而圪，惟築地堅固，疊石為基，經營構造，方堪久遠。”他在研究古今治國經驗和教訓後，得出的結論是大凡“懈於治國者，國必敗;勤於治國者，國恒存”。在他看來，實現修根固本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收拾人心。他剛即位，即頒“誣告反坐”法令，嚴肅法紀，以安定人心。天聰九年(1635年，崇禎八年)二月六日，他在諸貝勒宴會上說，對投降漢官，每天三次舉行宴會，說來“豈不憚煩”。但我的目的是“直欲使人心悅服，以圖大事耳”。他一係列的修根固本政策和措施，即從這裏開始。當時漢官對於征伐明朝積極性很高，紛紛上疏。他認為統一中原求之過急是“不達時勢之見”，根本問題是“整甲練兵”，做好充分準備，一旦時機成熟，“用我的全部精神，一舉即可成功”。清軍後來入關，並能站住腳跟，完全是執行這種指導思想所致。
(2)斷事有大臣風
天聰五年(1631年，崇禎四年)三月，國民有“怨言”，皇太極乘機要求諸貝勒“直言時政”。共有11名貝勒參加討論，他們是代善、莽古爾泰、濟爾哈朗、嶽、德格類、薩哈廉、阿濟格、豪格、多爾袞、多鐸、杜度。多數貝勒意見集中在刑獄方麵，態度各有參差，有的認為皇上應當負更多責任。如嶽說:“皇上擢用直諫士，近忠良，絕讒佞，行黜陟之典，明加甄別，則諸臣鹹知激勸矣。”薩哈廉說:“人主酌之邪正，則臣下爭尚名節，竭力圖功。惟皇上慎簡貝勒大臣及審事官，任以政務。遇大征伐，上親在行間，諸臣自悉遵方略。若遣發，宜選賢能者為帥，給符節、事權，仍限官品某以下幹軍令者，需軍法從事。”代善、濟爾哈朗、薩哈廉、多鐸、杜度等人認為，民有怨言，是“刑罰不中”，用人不當所致，應當換人，“宜選賢能者”。濟爾哈朗、嶽等人同時主動承擔責任，供認:出現“讞獄滋怨”責任“皆由諸臣”或“實在臣等”。莽古爾泰認為是審案依據不對，單單“依據供詞以定是非”，過於偏頗。豪格對具體問題不表態，隻表示“臣願竭忠為國”。阿濟格隻作檢討:“臣愚魯無能，致煩聖慮，”其他事情不問。多爾袞同大家意見不盡相同，既不追究皇上責任，自己也不承擔責任，同時又不主張換人，隻是說:“讞獄重務，凡任事諸臣，當悉心詳議，不可苟且塞責。”他強調“讞獄”本身就是個“重務”，做起來難度較大，先給相關人員體貼，然後批評他們幹事不認真，“苟且塞責”。從這裏我們看到多爾袞心中有全局，思慮細致，關係處置得宜，相關人員既受到批評，改過自新，也不失官職。從直言時政中，我們既看到每個貝勒的基本性格、處世方法，也看到一個真實、活生生的，斷事具有古大臣風度的多爾袞。這就是他後來受到皇太極欣賞、超群出眾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