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執掌吏部大權
天聰五年(1631年，崇禎四年)的除夕剛過，迎來天聰六年的春風，皇太極的社會改革又有新題目出籠，即要求諸位貝勒樹立國家觀念，反對將八旗淩駕於國家之上，或等同於國家。於是，他在國家體製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
(1)改八家為國家
天聰六年(1632年，崇禎五年)正月，皇太極在八家會議上毅然宣布:昔日諸位貝勒會議，“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為序，自是年始照旗分，以此朝見”。這項措施是他推行國家至上的第一步，即在朝堂之上，搬掉兩座大山，代善、莽古爾泰上朝隻代表本旗，改變以兄長身份出朝。因其嚴重地妨礙六部體製運作。三年後，以八旗為載體的八家體製，給國家體製運行帶來的阻力更大。天聰九年(1635年，崇禎八年)六月十一日，和碩貝勒德格類在要求更換牧群監督人時，強調牧群是“我等八家所出”，受到皇太極嚴厲批評。他說:“爾言差矣。何謂監牧我等八家所出之牲畜?倘如是則國又是誰?爾心中唯以我等自家所出之牲畜為慎，而國家所出者即可輕怠乎?”德格類“甚慚愧之”。這件事證明，國家理念已逐漸成社會氛圍。崇德二年(1637年，崇禎十年)四月初五日，有人辦事光想旗，不想國家，皇太極批評“各旗妄分彼此”，並明確指出“八旗皆朝廷之人”。所以，改八家分治之局，為皇權之一統，勢在必行。
(2)設六部改文館
皇太極在國體改革中，提高漢族地位，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是其社會改革的重要推動力。為改變八家分治，針對滿族社會滯後狀況，加強皇權統治，漢官紛紛上疏。天聰五年(1631年，崇禎四年)七月初八日，設立六部之前，參將寧完我等人曾提出“設六部、立諫臣、更館名、置通政、辨服製等”重大改革建議。皇太極采納設立六部之議。六部是明朝製度，故有“照蠻子家立的”之說，因女真人稱漢人為“蠻子”。第二年，八月初八日，六部衙門建成，頒印、掛牌。設立六部，並非將明朝製度照搬，而是參照後金社會具體情況，加以改製。寧完我說是“變通大明會典”的結果。滿洲貴族稱作“參漢酌金”。因在設立六部之前，各旗貝勒下曾設立啟心郎，即所謂“六部之名原是啟心郎”。六部設立後，管部貝勒下各設啟心郎。所謂啟心郎，其職責是“如各部諸貝勒凡有過失”，啟心郎要當麵“啟迪其心，彼知改悔”。此外，各部還設立承政官，協助貝勒辦事。實則兩者都是用行政手段監督各部執政貝勒。換句話說，將八旗貝勒變成國家官吏，國家機構已作為總理八旗中樞，以皇權為一統。天聰五年(1631年，崇禎四年)七月設立時，具體人員分配是:多爾袞“管吏部事”，啟心郎索尼，承政圖爾格(滿)、滿朱習禮(蒙)、李延庚(漢)。德格類“管戶部事”，啟心郎布丹，承政英俄爾岱，覺羅薩璧翰、巴思翰、吳守進。薩哈廉“管禮部事”，啟心郎祁充格，承政巴都裏，吉孫、布顏代(蒙)、金玉和。嶽“管兵部事”，啟心郎穆成格，承政納穆泰、葉克書、蘇納(蒙)、金礪。濟爾哈朗“管刑部事”，啟心郎額爾格圖，承政車爾格、索海、多爾濟(蒙)、高鴻中、孟僑芳。阿巴泰“管工部事”，啟心郎苗碩渾、羅繡錦、馬鳴佩，承政囊努克、祝世蔭。從上述名單中，可以看出三個問題。其一，六部中滿、蒙、漢各族官員齊備，反映出皇太極所建立的國家體製特點，是政治上各族大聯合。其二，印把子掌握在滿人手中。其三，多爾袞受到特別重視，居六部之首，啟心郎索尼、承政圖爾格都是皇太極兩黃旗望族、親信。可見，皇太極對多爾袞用心良苦。
天聰五年(1631年，崇禎四年)十二月，寧完我曾提出“更館名”，四年半後，意見被采納。天聰十年(1636年，崇禎九年)三月初五日，宣布“改文館為內三院”。內三院及其職責是:內國史院執掌記注皇上起居詔令，收藏禦製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編纂史書，撰擬祭天告廟、祝文及升殿宣讀慶賀表文，纂修曆代祖宗實錄，撰擬礦誌文，編纂一切秘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記官員升降文冊，撰擬功臣母妻誥命、印文，追贈諸貝勒冊文。凡六部所辦事宜，可入史冊者，選擇記載，一應鄰國遠方往來書劄，俱編入史冊。內秘書院執掌撰與外國往來書劄，掌錄各衙門奏疏及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敕書，並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各官文冊。內弘文院執掌注釋曆代行事善惡，進講禦前，侍講皇子，並教諸親王，頒行製度。清初內三院實際是皇帝參謀班子，所轄職務囊括皇帝周圍諸多內外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