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盡職而又稱職的南宋官員中，反對招安政策的居多，尤其反對沒有統籌安排的、盲目的招安。這方麵在南宋建炎、紹興間以李綱、趙鼎為代表。這些官員認為招安不僅不能平弭武裝反叛，而且隻能進一步刺激武裝抗爭，因為一些不逞之徒通過招安吃到了甜頭。這些我在前麵已經談到。至於南宋初的名將如張浚、嶽飛、韓世忠等，都是直接鎮壓民間武裝反抗的驍將。鍾相、楊幺、範汝為等南宋較大規模的武裝反抗被鎮壓，他們都出了很大力量。
南宋高宗趙構在登基之初是力主招安的，那時他的帝位還不穩定，被金人趕得一直向南奔竄，一度還被趕下海。高宗主張招安不僅是因為他沒有力量去鎮壓，更希望這些有組織的武裝抗爭能夠去與入侵的金人戰鬥。到紹興年間南宋政權逐漸穩固了，他的態度就有所轉變。紹興二十八年嚴州遂安出現民間的武裝反抗，事情報告到高宗那裏，高宗對宰相說：
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為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於是，大臣們頌揚說：“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自此以後，招安也就日漸其少了。
10餘論
讀者可能要問：你在行文中那麼NB024嗦地用“民間反抗”、“武裝抗爭”、“武裝反抗”，為什麼不用“農民起義”、“農民戰爭”這類通用詞語呢？這裏說一下原因。
第一，何竹淇先生那四大本書雖然題名曰《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實際上所收錄的許多不是農民起義，特別是北南宋之交時，許多是散兵遊勇叛亂，茶鹽私販的反抗，有的是占山為王的盜匪。但是不管這種武裝抗爭是什麼性質的，共同點都是來自下層社會的人們對現存政權的暴力反抗。
第二，因為記載缺略，許多武裝抗爭甚至連具體內容也鬧不清楚，史書隻是概而言之曰“盜賊”，今人就翻譯為“農民起義”，這是不準確的。所以本文使用了“武裝抗爭”這類較為中性的詞語，以示慎重。
第三，即使參與武裝鬥爭的群眾大多是農民，其領袖與中堅人物也多是遊民，其破壞性很大，也很難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最後以失敗告終。對於這一類的武裝反抗如何定性分析，我還未完全想好，所以這裏籠統地稱之為“武裝反抗”。
近幾十年來，曆史學界一貫把“招安”作為批評對象，用極端的語言醜詆被招安的古代造反者。從這種邏輯來看，一旦造反以後隻能有兩個前途：一是推翻了統治者自己做皇帝(真做了皇帝也有罪名——背叛農民起義)，起義者都做文臣武將；一是做烈士(這是被現代史學家認為最光榮的前途)。為什麼這些造反者就不能與統治者達成妥協，造反者回家重新當老百姓，或被招募當兵或為官呢？為什麼就不能尊重古人的這個選擇呢？這是我讀了一些關於評論招安的文章後百思不解的一個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