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翻舊王朝、奪取天下自己做皇帝，不是輕而易舉的，這是需要許多條件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許多有知識者參加，也就是說要有政治經驗的文人士大夫的加入，並成為其謀主。沒有遊民或農民單獨打天下而能成功的。北宋時的歐陽修曾指出，當時京西“盜賊”雖多，但沒有為他們出謀劃策之人：
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複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凶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歐陽問忠公集·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
這段話可以說基本上概括了兩宋時代的民間武裝抗爭的狀況，大多數民間的武裝反抗是不能與打家劫舍的“盜匪”劃清界限的，他們做不到“不掠婦女，不殺人民”，而且也是不能殺富濟貧的。他們的武裝反抗還沒有構成政治行為，缺少宏謀偉略，因此，他們存在時間都不長，旋生旋滅。在沒有新的意識形態傳入時，要取得天下，必須遵從並靈活運用傳統的政治文化。所謂傳統政治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融合兵家、法家、縱橫家部分思想意識的綜合體，包括其理想主義和操作性兩部分。那些秘密宗教不管是屬於佛教係統，還是道教、祆教、摩尼教係統，也不管這些秘密宗教在鼓勵造反中起過如何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們都不能成為取得天下的工具，都不能把造反者推上皇帝的寶座。這一點被無數造反失敗和成功的事例所證明。太平天國堅持“拜上帝會”，把傳統的孔孟的著作統稱為“妖書”，付之一炬，要靠洪秀全創造的教義打天下，雖然太平天國鬧的聲勢很大，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這從反麵證明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威力。武裝反抗的第二個結局是被鎮壓下去，這對統治者來說是寤寐求之的好事，對於造反者則是個悲劇。
武裝反抗的第三個前途就是被招安，當造反者的力量還不足取代統治者的時候，又不想死，如果統治者來招安，這就是惟一的選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造反隊伍中的領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眾更熱衷於招安，這雖然有企圖投靠統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須知，把跟隨自己造反的群眾帶出死境也是這些領袖人物義不容辭的職責。招安對大多數參加者來說不是最壞的結局。
上麵說了那麼多，其意在於說明“招安”這個政策，不管統治者在其中耍了多少手段，而且有些招安也不成功，成為統治者殘酷鎮壓的另一種形態，但造反者對於招安的認同不能完全否定。如果統治者認真執行這個政策，它在曆史上也是具有正麵價值的。雖然招安是統治者的政策，往往也是他們主動實施的，但應該看到招安政策也是專製統治者無可奈何的一種選擇，而不夠強大的武裝抗爭的領導者和廣大參加者往往願意接受招安，以不多的成本換取自己所向往的東西。
招安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多種因素。許多招安最後以失敗告終，這裏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專製統治者不承認老百姓有權力爭取自己的利益。
宋代一些文人士大夫更希望“招安”最好行於民間武裝反抗之前，因為這種政策有利於保持社會的穩定、有利於國家和百姓，其中最關鍵的是安撫好可能成為武裝反抗的領袖人物。宋代的重文輕武的政策不僅使得尚武之風下沉，而且把許多可以為主流社會所用的“豪傑之士”趕到了造反者一邊。華州狂士張元(他曾寫下“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的詩句)就是一例，當他在主流社會不得意時，科舉屢考不中，便拋棄了家園，跑到西夏，鼓勵夏主元昊造反，給宋王朝造成嚴重的邊患。北宋的秦觀認為：“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於籠取天下之豪俊。”(《淮海集·盜賊》)蘇軾說得更具體：“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辭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東西、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鷙勇悍可以任事，然欲使其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厘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而這些人中的“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因此蘇軾主張，“不專以文辭取人”，“別開仕進之路”，並打通“吏”與“官”，使優秀的“吏”可以晉升到“官”，讓那些豪傑秀士得以脫穎而出，而不至於成為民間造反者的領袖或中堅(《東坡七集·上皇帝書》)。南宋末葉的華嶽還在《平戎十策》中說要注意訪求沉淪在社會下層、但又特別具有才能與能量的胥吏、將校、江湖領袖、“山林標準”乃至幹犯刑法的罪犯和流放犯(轉引自《反芻集·再論宋江》)，把他們招致到主流社會中來。從消極方麵來說，這有利於穩定；從積極方麵來說，可以有效地抗禦外敵。有眼光的士大夫主張招安於出亂子之前，而平庸的統治者隻是在出了亂子之後，把招安當作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