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軍”，北宋末在河北都統製王彥率領下聚兵太行山，所部一萬餘人，皆在麵上刺有“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用以表達自己的決心。他們是北方漢人堅決抗金的一麵旗幟。紹興三年隨張浚入蜀，後來頻繁在北方(汴京一帶)、南方與金人作戰，屢建功勳。紹興六年七月，在王彥率領下“八字軍”萬人赴杭州，王彥官浙西製置副使(《宋史·王彥傳》)。這些必然給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宋江等人故事最初就是在杭州瓦子裏演說的，把宋江等人與太行山的“忠義人”聯係起來，這一方麵是為了使聽眾對這些武裝造反者更為理解，對他們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麵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為就像“八字軍”“忠義人”一樣，在抗擊外來入侵中是起積極作用的，他們的故事是應該受到全社會的一致歡迎的。
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漲時期，要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說成為具有報國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時尚的，後人在梁山聚義故事之後加上“征遼”也是這種精神的延長，然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於上述的種種理由，所以《水滸傳》寫作過程中前後作者都未放棄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情節。
4《水滸傳》的“招安”
提到《水滸傳》的招安，宋江的思想和作為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毛澤東發動“評論《水滸》”運動時就指出：“《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實際上所有的農民起義本質上都不反皇帝，即使是反對在位的皇帝，其目的也在於謀求自己做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仿佛招安都是宋江一人的過。梁山的一百零八將中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遊民，如李逵、武鬆、魯智深等；二是各個階層的邊緣人物，他們多是官方文件所說的“不逞之徒”，如宋江、柴進、林衝、盧俊義等；三是朝廷大小官員——主要是各級將領、武官，宋代朝廷的“重文輕武”政策，使他們往往受到文官的排斥。這三類人，雖然地位差別懸絕，處境也有很大不同，但他們也各有自己的不如意之處，這些人也多有改變自己處境的意識，民眾的武裝抗爭就可能成為這些人改變自己處境的一個契機。如何利用民眾的武裝抗爭，道路隻有兩條，一是推翻現有政權，自己做皇帝；另外就是被招安做官。實現第一條路，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而“招安”隻要統治者願意就可以了，因此，宋江努力爭取招安的行為並沒有受到梁山好漢們堅決的抵製和根本的反對。一百零八將中的活躍人士大多讚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對宋江過急做法的人士，也非反對招安，而是不讚成不講任何條件的“招安”。這種“招安”不僅不能使他們變泰發跡，而且威脅到個人生命的安全。他們反對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評論《水滸》”時期的許多大批判文章都把武鬆說成是反對招安的好漢，實際上，《水滸傳》中最早說出“招安”兩個字的就是武鬆。在第三十二回中，武鬆被宋江救下，二人同榻而臥，長夜談心，宋江邀武鬆去清風寨，武鬆怕連累了他，要上二龍山，並說：
隻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
這也是《水滸傳》第一次出現“招安”。在“評論《水滸》”的運動中為了把罪名坐實在“投降派”宋江頭上，不引武鬆說的這句話(因為武鬆已被定為反“招安派”)，而突出之後宋江與武鬆告別時所說的：“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誌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可見在招安問題上他們是沒有多大差別的。除此而外，江州小吏出身、已經在梁山入夥的戴宗，在遇到遊民石秀時挑動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