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招安的悲劇
論者在談到《水滸傳》的招安問題時，常常強調梁山好漢中的“反招安派”，把吳用、李逵、武鬆、魯智深等看成是“反招安派”的代表，還把吳用說成反對招安的總後台。這是不符合書中實際的。在招安問題上，吳用是與宋江發生過分歧，而且兩人就此問題也辯論過。吳用的態度實際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見。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漢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種饑不擇食、委曲求全的招安。從《水滸傳》對梁山被招安過程的描寫中，我們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種交換，朝廷以不同等級的官位來換取江湖好漢們的效力。這種交換應該是有擔保的，這不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漢、並能為江湖好漢說話的大臣當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實力，時時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本錢。這兩點都沒有具備，而宋江等人急於成交，才導致招安的失敗。作者(也就是吳用等人)反對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敗的招安。一些論者籠統地說他們反對招安，這是不準確的。
本篇前麵說過，宋朝一代武裝抗爭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從概率上說失敗的大於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點希望沒有，那麼人們就要探討如何爭取成功、避免失敗的問題。可惜仍是無規律可循。上麵說的兩點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辦法。
第一，支持招安的大臣不可能永遠當權，他不當權了怎麼辦？如果他在權力鬥爭中垮了台，力主招安就會成為他的一大罪狀。
第二，保存實力，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不把槍杆子交出去。這樣做分明是對朝廷不信任，朝廷如果不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決不會答應的。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這是因為封建專製社會實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敗都隻係於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間”。因此《水滸傳》的作者對梁山好漢征方臘以後所處的悲慘境地的描寫，實際上是對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著對當時社會製度的批判，雖然這一點作者還不太理解。
宋元兩代史書關於宋江招安以後境遇如何都失去記載，但從現存的宋元兩代有關“水滸”的文藝作品中來看，選取悲劇結局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從說話分類上看，這些作品屬於“樸刀杆棒”類，這類作品主題是寫遊民奮鬥的，但奮鬥結果一定要“發跡變泰”，“發跡變泰”則是大團圓。《水滸傳》這部小說雖然還有“大團圓”的痕跡在(如第七十一回寫一百零八將排座次，有的研究者認為最初的《水滸傳》就是寫到這裏)，但最後還是以英雄寥落，“神聚蓼兒窪”作結，完成了悲劇結局。這可能與全書完成於明代中葉有關，明代對於各種反抗鎮壓的嚴酷在曆史上是數一數二的。特別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樂兩朝，不要說對被統治者的反抗，就是對統治階級內部鎮壓的恐怖也是駭人聽聞的。那些特別忠心的臣民，如對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場更慘。南宋的嶽飛自不必說，明代靖難時的忠臣方孝孺、天順時期的於謙，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歎的。在鎮壓人民的反抗時，明代統治者雖然也有時使用“撫”的一手，但是當他們有力量時，反攻倒算、“殺降”也是常見的。《水滸傳》作者也許有感於此，把宋江招安後的結局寫成悲劇性的，其所批判的不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對於“忠”的觀念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