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曆史上有一種說法，認為李太後在張老師麵前之所以成為一位最貼心、最通情達理、最好的家長，是因為她愛上了張居正。
那麼，年輕的李太後與英俊的張居正之間到底會有怎樣的情感糾葛？
他們是不是像有的人說的那樣發展出了秘密情人的關係？還是像另外一些人認為的那樣——二人之間根本沒有任何曖昧關係？我們暫且先把這個有趣的謎題放下，留待後文，自然會有一個詳細的分析。
不管張居正與李太後、與馮保之間有多麼“數不清、理還亂”的關係，反正在這位最好的家長與最好的陪讀的支持下，張居正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了對小萬曆的教育工作中。
跟做隆慶的老師不一樣，給小萬曆當老師的時候，張居正身份已經相當於是“校長”兼“班主任”再兼“語文老師”了，他是所有老師的總負責，而且是萬曆所有老師中最盡心盡力的一個。
說他是最好的老師，看他做這個“班主任”的工作熱情就可以看得出來。為了這個十歲小朋友的學習，張居正不僅要編定全年以及之後數年的教學大綱，還要非常仔細地親自審定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每次上課的時候，他總是要提前一個小時到課堂上做好準備。他一生隻為兩件事付出過全部的心血，一是他的改革大計，另一個就是他這位學生的教育。
最能說明他為教育這位學生付出巨大心血的一個細節是，他在教授“古代皇帝治國策略”這門課的時候，考慮到小萬曆還是個小孩子，就辛辛苦苦地在備課的同時，在教學內容旁邊畫上連環畫，以使得故事生動形象。
要知道這雖然不是最早的插圖本讀物，但也可算是頗有創意的“連環畫”或“小人書”了。
《明史紀事本末》裏說小萬曆看了這本名叫《帝鑒圖說》的書之後“喜動顏色”，當時翻得就很勤，可見這本教材的魅力了。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張居正充其量隻能算是個語文老師，他並不是美術老師，他的畫也不夠精美，這本書現在還流傳於世，我們完全可以從那些生動但並不精美的畫裏看出這位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一片苦心來。
我讀遍明代的典籍，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位為學生畫插圖本教材的語文老師，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稱張居正是明代最好的老師，我想也不為過。
有了好老師，沒有好學生，那也是人生的一大遺憾。張居正應該沒有這個遺憾，因為在他眼裏，小萬曆這位學生一直都是個難得一遇的好學生。
按道理，雖然張居正是小萬曆的老師，但從更大的禮法上講，小萬曆是皇帝，張居正是大臣，小萬曆是君，張居正是臣。我們知道封建社會講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大義才是根本。可是身為皇帝，小萬曆從來不以君臣之禮來對待張居正，他和張居正之間幾乎隻有師生之情。
小萬曆尊敬張老師到什麼地步呢？
他從來不稱呼張居正的名字，甚至不稱他的官職，不論人前還是人後都隻稱張居正為“先生”，而且不論是在私下還是在朝堂上都這樣稱呼。在萬曆朝的頭十年裏，這個“先生”一詞在朝廷裏那就是一種專有名詞，幾乎就是專門兒為張居正而設的。你說這種尊師重教之心，真可謂是天下學生的楷模了。
最重要的是這位小萬曆同學不僅是在形式上尊師重教，而且在內容與精神上完全能領會這位張老師所傳的道、所授的業和所解的惑。一般張居正要是講個道理，問小萬曆能否領會時，這個小小的小學生總能深刻領會，並適時地做一些精辟的發揮，這讓張老師非常感慨——能教到這樣天資聰穎的學生實在是一個當老師的幸福。
要說師生間也推崇“理解萬歲”的話，這個已經成為皇帝的小萬曆的理解能力在當時可足夠稱得上是“萬歲”的水平了。
在張居正教他練書法之後，沒多久，他的字就寫得非常好了。說他愛上了書法這門藝術，很快就能寫出鬥大的大字來，而且還很有水平。有一天，他很得意地在書法課上寫了兩個大字，並請張老師評點一下。結果張居正在誇了一番之後卻話鋒一轉說：
“一個皇帝，有一些愛好是可以的，但絕不應該在書法這些藝術領域上有太大的偏好，否則精力就不會放在勵精圖治與治理國家上了，你看當年的宋徽宗，書法獨步天下，可是玩物喪誌，最終丟掉了大好河山，做了亡國之君，前車之鑒啊！”
張居正說了這話之後，這位號稱是“十歲天子”的小萬曆當時就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並最終認為張老師的觀點無疑是極有遠見的，於是第二天就主動要求取消了書法課，也就不在書法這門藝術領域上多花心思了。
這對於一個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的十歲孩子來說，這種理解能力是多麼不同尋常啊。
正是緣於師生間的這種理解與默契，小萬曆在母親的支持下全力依賴並支持張居正的改革，以至於張居正在萬曆元年到萬曆十年的執政期間大張旗鼓地搞了一場名為“萬曆新政”的改革運動，把大明王朝從泥足沉陷的困境裏一下就拯救了出來。
成績
對於在萬曆母子支持下，張居正所搞的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運動的成績，我們隻要看幾組簡單的數據就可以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第一，萬曆新政之前，國家財政每年巨虧三百萬兩白銀，財政赤字逐年累積，戶部，也就相當於財政部，幾乎一分錢也拿不出來，連國家公務員們的工職幾乎也發不出來了，國家機器眼看著就沒有money這個關鍵性的“潤滑劑”了。
可萬曆新政施行兩年之後，國庫每年財政盈餘就能達到三百萬兩，到了大明王朝1582年，也就是張居正去世的時候，光中央庫存白銀就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1250萬兩，倉庫儲存的糧食足夠支撐十年，當時明王朝的GDP總量全世界第一，遠勝於所謂的歐洲列強。
第二，萬曆新政之前，百姓民不聊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並嚴重，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壟斷已經到了危及國家經濟命脈的地步。
張居正斷然推行了著名的“一條鞭法”，改革稅製，清丈田畝，到萬曆八年（1580），張居正重新核查到天下的耕田數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納稅田畝近三百萬頃。這三百萬頃是個什麼概念呢？它大概相當於半個荷蘭，而它產出的糧食在當時幾乎可以養活整個歐洲。經過這一次徹底清查，整個國家的稅收，陡增了將近一點五倍。
第三，萬曆新政之前，國防上大明王朝更是千瘡百孔、疲於奔命。南有倭寇橫行，西南有少數民族暴動，西北、東北兩線麵臨蒙古人的鐵蹄踐踏，局勢最為吃緊。蒙古人的一支俺答曾經在嘉靖二十九年長驅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大明王朝差點兒在當時就國破家亡，明朝那些事兒差點兒提前將近一百年就早早結束了。
在張居正主政之後，他在強大的經濟改革的後盾下狠抓國防，先用俞大猷、戚繼光徹底平定了東南沿海的倭寇，又用殷正茂平息了西南少數民族的暴動，再施反間計瓦解了一直威脅北方的俺答。成功瓦解敵人之後，又派王崇古、譚綸守宣大一線，戚繼光、李成梁鎮守薊遼與遼東，從而徹底解除了北部邊患。
反過來，國防的加強又為改革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這樣，政治、經濟、軍事就進入了一種良性的循環。
所以在張居正死後，明朝的軍隊可以抗日援朝，在中國與日本的第一次全麵戰爭中大獲全勝，很多人認為原因主要是日軍主帥豐臣秀吉的突然逝世，其實，張居正改革為明王朝留下了一份豐厚的家底，才是根本原因。
除了以上這些轉變，張居正還利用“考成法”整頓了官僚隊伍，還派潘季馴治理了黃河水患，又在湖北開展填湖造田運動，以至於兩湖地區成了重要的農業基地，所以到了晚明和清代就有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
這麼多改革成就在張居正主持萬曆新政的十年內出現，不能不說是人類社會史上的一個奇跡。到了大明王朝1582年張居正去世的時候，明朝的國力由弱變強，可以算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