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四講 治國用人之道(2 / 3)

這話說得在情在理,據說徐階看了之後慚愧不已。但張居正幫徐家平反昭雪的承諾下了,徐階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給張佳胤的信寫得就更有水平了。張居正一句點破,說張佳胤的顧慮還是在黨派之間的成見,然後話鋒一轉,透露了個小秘密說:

“自公在郎署時,仆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仆因前宰之推用為介,誤矣。”

這小秘密就是你以為你的提升是因為你的老師高拱呀,事實上我現在可告訴你了,那是我張居正很多年前就發現你是個人才,雖然沒和你結交,但是我反複在組織部門麵前推薦,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較真起來說,你張佳胤不知道——你應該算我張居正的人!

當然,張居正這話也不是為了貪功、套近乎,他緊接著說:“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己?……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為嫌哉?”

就是說,不論是誰推薦的你,那都是為了國家而起用人才,這是公理。我張居正在這個位置,和你張佳胤在那個位置,我們都是為了國家才不辭辛勞、勇擔重任的。君子立身為國,當坦坦蕩蕩,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誰是誰的人呢?如果隻執迷於此,又如何對得起自己心中那滿腹的才學呢?

這番話說得是出人意料,又直指要害。

說是張佳胤看到之後,心中也不由得一陣慚愧。俗話說“宰相肚裏能撐船”,人家張居正說的是句句在理啊,而且自己以為自己不得了,在人家張居正的肚子裏,那還不過隻是一條小船。

尤其張居正在信的最後又用了一大段美文把張佳胤的特點、才學推崇了一番,話說得是既準確,又漂亮,讓張佳胤感覺自己對自己的認識也沒那麼準確,所以張居正在信最後對張佳胤提出的“願努力勳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動了張佳胤。從此他安下心來,秉公斷了徐家的案子,也努力工作,一心為民,後來終於在萬曆年間做到了兵部尚書,成為了萬曆朝的一代名臣。(以上引文俱出自《張太嶽集卷二十五答張崌崍》)

收服了張佳胤的心,可以說也就收服了中層官僚中那些搖擺不定的高派官員的心,這一下張居正要在人事上進行的大清洗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當大家都以為沒事兒了的時候,張居正又突然下刀了,人事上的大清洗還是如期而至了。

幹事與說話

這就要說到張居正的第二個用人藝術了,這就是:用幹事的人,不用說話的人。

張居正留住張佳胤這批高派官員的人心,那是因為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政係統內幹事兒的人,但對於監察係統內原來的高拱的那幫手下,張居正可就不客氣了。

明代的監察係統和我們現在的監察係統不太一樣,六科給事中和都察院的禦史們雖然工作職能也是監督與考察行政係統各部門的工作,但他們的工作方式卻隻有一種,那就是——議論和彈劾!

議論朝政、彈劾官員就是他們最常幹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無聊的事兒。

你想啊,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好議論個是非,徒逞口舌之利,現在給他們專門設了這個平台,那還得了。所以明代文人最大習氣就是爭辯,最大的本事就是彈劾。為了一點小事兒,你彈劾我,我彈劾你,爭吵個不休。

還記得吧,我們以前說過,高拱之所以跟徐階結怨,就是因為一個叫胡應嘉的給事中彈劾他上班時間回家忙著“植樹造林”去了。人家高拱快六十了還沒兒子,偷空回家“植樹造林”關你什麼事兒啊?這胡應嘉道聽途說,就上本彈劾,弄得高拱以為是徐階指使的,這才導致了兩派政治力量的大決鬥,幾乎把隆慶朝的政治全敗壞掉了。

這就叫文人政治,因為好為議論的習氣,文官們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爭吵上去了,國家也就在這種烏煙瘴氣的爭吵中蕭條下去了。

張居正也是一個封建文人,他不可能取消這種沿襲了上千年的代表文人政治的言官製度,但他深切認識到這種言官製度所導致的惡劣後果。朝廷養著一大幫隻說不練的官員,這些人隻說不練也就罷了,他們的“說”還要幹擾幹事人的“練”。

所以,張居正決定痛下狠手,一上台就破例提前舉行“京察”,也就是提前舉行本來每三年才舉行一次的幹部例行考察。利用這個機會,對監察係統的官員搞了一次大清洗,一下開掉了很多人。當然,這些人主要也是高拱原來的手下。

有人據此說,張居正還是不能容人,還是要對高拱原來的親信挾私怨進行報複。

事實上,張居正的考慮有兩點:

首先,出於政治局勢上的需要,確實要對原來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進行一個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級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給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兒裏也就是最低的。但由於他們的身份比較特殊,所以高層官員一般都注意拉攏他們。反過來,有高層的拉攏,這些言官為了將來的仕途考慮,也願意背靠大樹好乘涼。這樣,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場上一個最典型的幫派現象。

高拱手下原來的那幫言官跟張佳胤這些人不一樣,他們是鐵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幫派標簽最為鮮明。現在高拱倒台了,他們暫時老實了,但留著他們就是留著潛在的禍患。就算有人是牆頭草,看風使舵兩邊倒,那也說明這種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於政治穩定的需要,張居正決不肯留這些潛在的威脅在朝廷裏。

其次,更重要的是,張居正不隻開除了屬於高派成員的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鬥分子、好爭吵分子趁機也都給清洗掉了。

張居正說過:“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馬南溟》)

這個“芝蘭當路,不得不鋤”是什麼意思呢?

“芝蘭”那還是指優秀人才的。可雖然你是“芝蘭”,隻要你擋在我前進的路上,我還是要不客氣地把你給清除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擋路了。

那麼,既然是人才,怎麼又擋路了呢?

其實這是個比喻,這裏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議論、好爭論的人才,就算他們本身是有本事的,但這些人因為好議論、好爭論,所以對於國家大事來說,其實不是什麼好事,這就叫“二、三子以言亂政”。

這說明張居正看得很遠,他是為了推行即將進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作出這樣的選擇。我們知道一項新的變革開始之初,最難做到的就是意見的統一,所以回想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當初不討論“姓社、姓資”的問題,也就是埋頭做事不爭論,那真是個極其英明且偉大的見地。

張居正也正是出於這一種考慮,才決定對言官製度的代表監察係統開刀的。

不隻如此,為了讓幹事的人好好幹事,不受說話人的幹擾,他甚至走得很極端。他在任上曾經大力裁並書院,當時的書院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是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識分子聚在一起難免會議論是非,張居正就把他們的平台連鍋端,這也使他在曆史上留下了文化專製的惡名。

張居正對此倒並不在乎,隻要能達成改革的目的,該下手時他絕對狠得下心來。

當時有個大儒叫何心隱,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說起來還算是張居正的同學。但由於張居正認為他宣揚異端邪說,幹擾了推行萬曆新政過程中的思想統一,張居正就主使地方官員秘密把何心隱給害死了。

如果說這就叫“成大事者,不擇手段”,這確實也讓我們看到了張居正做為一個政客的冷酷與專製的一麵。

穩重與極端

說起來,張居正之所以不用說話的人,甚至對好議論的人如此深惡痛絕,是因為他想為能幹事兒的人營造一個良好的幹事環境。但對於能幹事的人,他也有一個區分,這就要說到他的第三個用人藝術了,我個人認為,這也是他用人藝術中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

用穩重的人,不用極端的人。

張居正上台了,有人開心,有人擔心,有人因此充滿了信心,有人因此一直陪著小心。像張佳胤就是庸人自擾白擔心的人,但像海瑞就是因此而充滿信心的一個代表。

海瑞是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怎麼排,從古到今看,他在曆代清官龍虎榜上總能排在前三名吧。

海瑞的清官之名不僅得益於他的清廉和反貪汙,更得益於他大膽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獨行的做事風格。

讓他在官場上嶄露頭角的事並不是他的工作業績,而是他作為一個六品低級官吏,居然敢抬著棺材上朝去罵嘉靖皇帝。曆史上有關棺材的著名事件,往前數隻有三國時龐德龐令名抬棺戰關羽,然後就要算海瑞海剛峰抬棺罵嘉靖了。

嘉靖當時氣得要發瘋,把海瑞的奏書才讀到一半就氣得大喊道:“快派人把這個混蛋抓住,千萬別讓他跑了!”結果旁邊的太監說:“皇上,這人是抬著棺材來的,根本沒打算跑。”嘉靖聽了這話才冷靜了些。

嘉靖雖然氣極了,可他反倒沒殺海瑞,隻是把他給下在了大獄裏。刑部上書認為海瑞大逆不道,應該論斬。可嘉靖這個素來睚眥必報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壓下來不批。

後來,有一種說法是說嘉靖漸漸把海瑞給忘了,所以海瑞躲過了生死劫。其實,嘉靖腦子再健忘,也不可能把罵得他最狠的海瑞給忘掉啊。我覺得是因為海瑞罵得太狠、太透徹了,讓嘉靖反而起了惜才之心。

這就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誰罵他他就殺誰,可當時的大才子解縉寫了篇《萬言書》罵他,罵得狠了,朱元璋反而升了他的官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