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習慣，就是不太相信自己。
這個不相信自己並不是不自信，而是不相信自己的記憶力。
但凡有個什麼事要做，或者下一步的工作計劃，我都不敢把它們完全交給自己的腦子，而是非要把它們寫下來不可。所以我身邊一直有這樣一個本子，上麵寫著所有馬上和即將要做的事，大到幾月幾號要給學生開一場講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交待要到超市買瓶醬油，我都會把它們記下來，再照著本子上記的事情和日程逐條去做、去完成。
這樣的本子我用過很多個了，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考成簿”。
有人會笑我，說你看上去也沒那麼老啊，怎麼記憶力就變得那麼差了？買個醬油這種事兒還非得寫下來，難道這你都記不住嗎？
您還別說，我這人的缺點還就是容易忘事兒，但這並不是我要用這個考成薄的主要原因。
我之所以這麼多年來喜歡用考成簿來記事兒，是因為這是我向一位古人學習的一個絕招。這一招用過之後，我發現，這樣做對我的生活確實產生了很積極的影響與改變。
這個傳授我這一絕招的古人是誰呢？
他就是明代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被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稱為是明朝曆史上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張居正。
有人會說我這是故弄玄虛，說什麼張居正傳授，那本子還叫什麼“考成簿”，其實不過就是記事簿唄，這種方法我們老早就在用了。
這說的也倒不假，其實我這個考成簿，它本質上也算是個記事簿，但運用記事簿這一方法要從曆史的角度來考察，它的源頭倒確實起自於張居正。
這就要說到我為什麼把那個記事的本子叫作“考成薄”而不叫“記事簿”了，那是因為這個頗具創意的工作方法，在張居正創立它的時候，它的原名叫“考成法”。
當然，張居正創造的這個“考成法”，說起來就不是記事簿這麼簡單了。
那麼，這個“考成法”到底不簡單在哪些地方呢？
難題
說起考成法，就要說到張居正要推行萬曆新政時首先要麵臨的兩大難題了。
第一個問題：官僚主義。
雖然官僚主義是個外來詞，但這種不敬業、不專業、不負責任、扯皮推諉、人浮於事、事因人敗的工作作風在我們中國的官場上，從古到今，倒是頗為盛行的。我記得《毛主席語錄》裏就有過一條，叫“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毛主席之所以諄諄教導，那就說明官僚主義現象在我們的政府部門裏也已經是個問題了。
事實上，曆朝曆代，不論什麼時候，要想做出點成就，第一個要麵對的難題往往就是官場上官僚主義盛行的問題。
我們一般理解的官僚主義主要是扯皮推諉、人浮於事，其實這隻是表麵現象。這些官僚之所以不負責任、人浮於事，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們幹不了事。明代有首童謠，諷刺官場上的官員說：
“儒生曳白，無如國子監……天文固陋，無如欽天監；音樂舛謬，無如太常寺……書之惡劣，畫之蕪穢，無如製誥兩房、文華、武英兩殿。”（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二明官場弊事》）
翻譯成白話就是：考試交白卷的，總是出身於最高學府國子監的；最不懂天文的，剛好都進了天文台；五音不全的，正主持著國家樂府機構；寫字難看、畫畫像鬼的，莫過於文華殿上的大學士們！
明代的野史裏還記載過這樣一個司法笑話。說有一個人夏天的時候住店，第二天早晨走的時候偷了店家的一張席子。被店主人發現了，就扭送到衙門裏了。結果縣官要判偷席子的這位死刑。旁邊師爺一聽傻眼了，說偷張席子判死刑，這恐怕沒有法理依據吧？
哪知道這位縣官一搖頭，說怎麼沒有司法依據啊，孔聖人不就說過“早聞盜席，死可以”嗎？
師爺一聽啼笑皆非，心的話人家孔子說的是“朝聞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早晨聽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理解了人生真諦，哪怕晚上就死去那也沒有遺憾了。結果這位白字先生不會斷句，以為是聽到有人“盜席”，那這盜席的人也就“死可以”了。堂堂一個縣官就這麼不學無術，窺一斑可知全豹，整個官場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事見《笑海叢珠·官引法書》）
當然，這也可能隻是一個笑話，但也很能說明問題。可問題是這些不學無術、又不負責任的官僚為什麼能充斥官場呢？
從根本上說，還是官場給官僚主義提供了這樣一個氛圍。在官場上，正派鬥不過幫派，水平鬥不過酒瓶，成績鬥不過關係，幹部能上不能下，大家拉幫結派，機構隨之臃腫膨脹。風氣一旦形成，想改變，那真是千難萬難。
所以國家就像一個人，“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官僚係統人浮於事、事因人敗，那就是國家機器不能高效運轉的症結所在。於是張居正開出了一劑“舒筋活血、打通經絡”的藥方，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
第二個問題：變法觀念。
我們知道，萬曆新政本質上是一場改革變法運動。跟曆史上所有的改革變法運動一樣，它首先麵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讓因循守舊的官場與百姓接受變革的新觀念。
當年王安石變法，遇到的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官場上下對他變法運動的自覺抵製。
為什麼會抵製呢？
曆史書上當然都說是他的變法觸動了以司馬光這些人為代表的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但我們要知道，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裏雖然是個“反對派”，但他不是“反動派”啊！他也不是什麼壞人啊！他也是個一心為國的忠臣啊，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也是為了國家的前途考慮，隻是他考慮出的治國方略跟王安石不同罷了。他怎麼可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來阻撓王安石變法的呢？
從階級論的角度來簡單的下一個總結那當然是容易的，但就當時的具體情況而言，實情情況遠比一句“變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要複雜得多。
實際上，當時一個很突出的矛盾是集中在新舊之爭上的，也就是新法變革與祖宗成法之間的矛盾與取舍問題。
在中國文化裏，“祖宗”這兩個字的文化意義那可不一般。
漢字講究象形會意，承載著巨大的文化信息，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我個人一直認為，所謂的薪火相傳，“火”就是一個民族的文明與文化，而這個“薪”，對於我們漢文化來說，那就是漢字。可以說，沒有漢字，就沒有華夏文明；沒有漢字，作為四大遠古文明中唯一尚存的華夏文明就不可能延續至今。
漢字有“六書”之說，就是指漢字造字的六種方法，這其中象形、指事、會意，還有形聲，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我們常說一個詞叫“望文生義”，生活裏大多是把它當貶義詞來用的，但從客觀的角度看，漢字裏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是可以通過“望文”便生出“義”來的。
比如說“祖宗”這兩個字。“祖”從“示”字旁，這個“示”最早指代的是祭祀的意思，“且”是牌位的象形，所以“祖”就是祭祀部落神或祖先。“宗”也是這樣，寶蓋頭底下是個“示”，就是“祖”字的偏旁，當然也是祭祀的意思。而這個寶蓋頭，我們知道是指房子，但在殷商時期，也就是甲骨文時期，這個房子主要功能並不隻是給人居住的，它首要的功能是指祭祀祖先或神靈的地方，所以當時有一種主要的祭祀形式就叫“家祭”，陸遊不是有句詩嘛——“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所以“家”這個字的下麵才是一頭豬，“豕”指的是野豬，是當時的主要祭品之一。很多人都不明白“家”裏為什麼不是男人女人，而是一頭豬，道理就在這裏。
這樣看，“祖宗”兩個字代表的就是遠古以來的祭祀文化。
要知道，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有一種觀點就認為，不論哪一個民族的文明，也不論何種文明形式，大多都是從祭祀文化發展來的。華夏文明尤其是這樣，所以對“祖宗”尤其要放在頂禮膜拜的至高地位。所以忘本的人我們就罵他“數典忘祖”，而中國古代最權威的一本字典《說文解字》裏也說：“宗，尊祖廟也。”一個“尊”字就可以看出“祖宗”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至高無上的地位了。
我們扯了這麼一大段文字學與文化學的閑篇，是為了要說明祖宗以及祖宗定下來的規矩在古代文人腦海中那種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變法就是要革新，要革新就毫無疑問要與祖宗定下的規矩、也就是“祖宗成法”相抵觸，這在中國這種傳統文化環境裏就顯得尤其困難了。這大概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不論哪朝哪代，變法尤其困難的一個關鍵。
王安石麵對這個難題，他怎麼辦的呢？
他喊了一句驚天動地的口號。他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傳》）
這個“三不足”論在當時那真可謂是驚天動地了，尤其是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當時就成為了眾矢之的。
毫無疑問，我們要是從唯物主義的曆史發展觀來看，王安石的這句話無疑是真知灼見。但問題是當時的人並沒有我們這種高級而科學的曆史發展觀啊！所以王安石口號喊完，自己爽口爽心了，但變法的阻力就更大了。
連司馬光、蘇東坡這些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都極力反對他。這些人哪一個是壞人呢？這些人哪一個不是殫精竭慮、為國為民呢？這些人哪一個不是有著絕大而超人的智慧呢？
但由於根本觀念上的抵觸，整個社會的精英互相成為了仇敵，大家由爭論到爭執，由爭執到爭吵，由爭吵最終發展到爭鬥，所謂精英們的政治智慧最後都在無聊的爭鬥中徹底消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