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後來的曆代封建王朝都認為，宋代不是沒有傑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積弱以至於滅亡，根源都是王安石這場內耗式的變法爭鬥上。
張居正在這一點上就非常聰明，他也要變法，但他不想喊個口號，說“我要變法了”，從而引來這些無聊的內耗式的爭鬥。況且，他深知中國文人政治的特點，這些文官們就喜歡咬文嚼字，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變“祖宗之法”，給他個話柄，他能發揮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爭上幾百年——自己死了，“子子孫孫，無究盡也”，反正得跟你爭下去。張居正哪有工夫扯這些閑話？可他又確實是在變法，那他又該怎麼繞過這個變法的觀念性爭執的問題呢？
這就要說到我們這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偉大的成效了，回想一下，我覺得當初那句“摸著石頭過河”、“不討論姓社、姓資的問題”的斷語真是太有遠見，甚至是太偉大了。正是少了觀念之爭，實踐才真正成了檢驗改革真理的唯一標準。
回頭看，張居正變法的成功起點也在這裏。他不僅通過“京察”來裁減言官，封了這些好議論的家夥的嘴；還想了一個絕招，一下就堵住了所有反對變法的那些文官的嘴。
什麼絕招呢？
就是這個“考成法”。
考成
說起來這個“考成法”是張居正的創新，但他自己卻不承認。為什麼呢？因為他說他這是引經據典想出來的辦法。
在實施萬曆新政之初，張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疏，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張太嶽集奏疏三》），這名字有點長，意思就是請皇上頒布實行考成法的上疏。
在這篇上疏裏，張居正首先表露了要進行官僚體製改革的決心，認為這才是解決所有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危機的關鍵所在。但他話鋒一轉，卻說起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說我這個看法其實太祖皇帝早有遠見卓識地分析過了，並提出過相應的解決辦法。我因此去查了《大明會典》，發現太祖皇帝親自定下過這樣的行政工作規則：
“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注銷，過期稽緩者，參奏。”
又說：
“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
《大明會典》是大明朝最權威的法律文本，這兩段話說的是什麼呢？是說行政部門的工作應該有個備案，這其中尤其是上奏給朝廷的表章，就更得有個核查與備案了。
其實這雖然是以朱元璋的名義簽發的，但當時法律條文以皇帝名義簽發那隻是一個形式，可能就是哪個司法部門的提議。但張居正可不管這個，有“欽此”兩個字，那就說明這是太祖皇帝定的規矩，雖然這規矩後來沒怎麼執行，但不能說沒有啊？
於是，他以“祖宗成法”堅起了官僚體製改革的旗號。這個旗號他自己給取了個名字，就叫“考成法”。
具體內容上，他全方麵豐富了《大明會典》裏這幾句話的原始構想。
他規定六部所有工作必須以實事登記。
就是計劃要幹什麼事，要達到什麼目標，目標的具體數據、具體時間都要登記清楚，而你幹了什麼事兒，也必須登記清楚。這樣一個登記成冊的本子，六部作為國家行政部門當然自己得有一個，另外，還得同樣再抄錄兩本。一本交監察係統，也就是與六部相對應的六科；另一本則交內閣。這叫登記備案。這個登記備案的本子就叫考成簿。
比登記備案更重要的是考核與核查。
六科別整天在那兒放空炮議論朝政，以後你主要的工作就是按考成簿按月核查六部的工作，按工作完成的情況提出對六部官員的獎懲意見。這樣六部必須要向六科負責。而六科監察係統則要向內閣負責，內閣可以根據三份相同的考成簿來分別考核六部與六科的工作情況。內閣是半年一次小考，一年一次大考。最後，嚴格根據考核情況，決定官員的升遷、降職，以及去留。
大家的標準完全一樣，誰也沒什麼好說的。
這就叫量化工作程序，逼出工作效率！從中央到地方完全按統一的考成法方式執行。
然後張居正還振振有詞地說：“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張太嶽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這話也就是說，這是我們大明朝的老祖宗早就定好的規矩，隻是因為日子舊了，大家給忘了，我現在重新提出來“舊章”，並按章執行，那就是要體現我們老祖宗太祖皇帝的智慧啊！
你看這招多厲害，既打著祖宗之名，又嚴刑峻法，有了官僚製度改革之實。
這一下官場上下是上下噤聲，誰也不敢議論這個考成法的是非。為什麼呢？那是太祖皇帝定下來的規矩，這是《大明會典》裏有據可查的，你要敢瞎議論，那就不是議論張居正，而是議論本朝太祖皇帝啊，這個罪名誰擔得起啊？誰敢議論朱元璋啊？所以張居正打著這個“祖宗成憲”的旗號，一點沒阻礙地就徹底施行了這個看似簡單卻又非常有效的考成法。
因此，連《明神宗實錄》裏都稱讚張居正“沉深機警多智，時常替求國家典故及政務之切時者剖衷之。”（《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五）就是說他太聰明、太有才了，從故紙堆裏就找出了讓人無法反駁的改革依據。
關鍵是，這看似簡單的一招考成法，還就順順當當地施行起來了。《明神宗實錄》說：“自考成之法一立，數十年廢弛叢積之政，漸次修舉。”（《明神宗實錄》卷七一）《明史》則評價說，官場上下“自是不敢飭非，政體為肅。”（《明史張居正傳》）
我個人也經常會“遙想居正當年”，他怎麼會這麼聰明地想到了這個辦法呢？既簡單，又實用；既避開了變法觀念上的爭論，也真的能根治官僚主義作風這種弊病。看來啊，很多事不是沒有辦法，而關鍵是你想不想得到，而想到了你又敢不敢於去真的去執行。
這主意說起來也確實是從朱元璋那兒起源的，可張居正稍加變化，就成了真正的治國良方。
所以，雖然時光流逝已經四百多年了，但作為一個四百多年後的後人，我都想對張居正說一聲：“你真是太有才了！”
成效
張居正的考成法出人意料地實施了，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這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麵：
第一，吏治的成效。
考成法本來就是奔著官僚體製改革去的，所以吏治的問題首當其衝。
首先，就是改變了官場上隻能上不能下仕途潛規則。這能上能下才叫“通則不痛”嘛。
舉個例子，據《國榷》記載，在考成法深入執行的萬曆九年（1581），光中央裁減官員就達到了419人，而地方則裁減902人，這在當時真是叫大手筆了。而張居正當政的十年裏，依據工作業績、依據考成法被降職和被提升的官員更是無數。這就等於是給官僚隊伍大換血，而且是能時時保證新鮮血液補充進來。你說，這樣的官僚隊伍，它能不表現出鮮活的生命力來嗎？
其次，就是改變了官場上官僚主義的作風。
這就更容易理解了，以前人浮於事，動手幹事的不如動嘴皮子說話的，動嘴皮子說話的不如動腳丫子跑官的，大家都不幹事兒，那能不官僚主義嗎？現在好了，別扯什麼嘴皮子，也別扯什麼關係，實打實的看你幹了多少具體工作。連張居正的同鄉不幹事也被他撤了職，別人誰還敢不幹事啊？所以《明史張居正傳》說，自從考成法實施之後，朝廷政令上令下達，極為通暢，就算是邊疆地區，“雖萬裏外，朝令而夕奉行”。就是早晨北京才下的命令，到晚上就算遠在萬裏之外的邊疆地區，都能照令執行。你說說這工作效率，都趕得上辦公自動化的時代了。
第二，經濟上的意外成效。
張居正執政之初，不論是他穩固上層權力關係也好，還是他要整治官僚隊伍也好，其實他最揪心的還是錢的問題。
雖然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那是萬萬不能的。對於個人來說，雖然這還不能算是個絕對真理；但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絕對真理了。
那怎麼來錢呢？我們前麵反複說過，張居正接高拱留下來的那可是個爛攤子，尤其在錢這一塊，國庫空虛到了極點，戶部連國家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了，每年財政赤字就有兩百到三百萬兩。張居正再有本事也“巧婦難為無米炊”啊。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張居正也沒別的辦法，隻有埋頭苦幹，狠抓兩件事：一是開源，一是節流。沒想到的是，考成法的實施，在開源和節流上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我們先說這個節流。
張居正麵對一上台的經濟困難，可以說把能想盡的辦法都想了。他不僅自己很節儉，還號召從李太後到小皇帝再到群臣都要節儉。後來國家財政大大改善了之後，萬曆三年的時候，有一次，小萬曆跟戶部要十萬兩銀子，說是為了“備光祿寺禦膳之用”，也就是為了改善皇家夥食。可張居正還是上疏據理力爭，說國家還不富裕，皇宮的夥食已經不錯了，哪還需要什麼改善？況且現在馬上要麵臨春耕，北部邊防也不安定，農業上、軍事上都要花大錢。皇帝你能省點兒就省點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