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不僅這十萬兩沒給，還順帶把馬上要到的元宵節的花燈費也給取消了。
為了盡量節省，他甚至把給小萬曆上課的時間從晚上也改到了早上，為什麼呢？可以節約燈火之用。
可這樣省，畢竟隻是省的小頭，不是省的大頭。考成法實施之後，突然有一個大頭省出來了。
什麼“大頭”呢？
驛傳費！
用現代的話翻譯就是公款吃喝兼公款旅遊兼公款購車的經費。
古代設有驛站，這個我們都知道，它主要是各地招待官員的招待所，不僅要提供免費吃住，還得提供免費旅行的幫助，這樣就得向地方上征車、征馬、征徭夫。有的人會說，就算出差人員的衣食住行全免費，那才能多少錢啊？
事實上，本來這一塊的免費是麵向政府出差的官員的，而且還得有幾品以上的品級才能有資格來享受。所以，原來要到驛站享受免費的，都得有相關部門頒發的“堪合”，也就是優待證才可以。
但由於官場的腐敗，後來有規矩也沒什麼人執行，這個免費的“堪合”誰都弄得到。這樣，但凡是個芝麻綠豆大小的官兒，都可以帶著一大幫人免費吃住驛站，並享受長途的接送。是官兒的這樣，不是官兒的可以憑著和官員的關係，也可以這樣。到了隆慶年間，這種無償享用官方驛站的現象在官場上那已經是極為普遍的了，大家甚至已經把它當成了一種官僚福利，似乎隻要能進入官僚隊伍，不僅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就都可以享受這種“福利”。
我們說一個人的無償消費是微不足道的，但千千萬萬的人一起來長久地無償消費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不是有報道說某些政府旁邊的大飯店都被吃垮了嗎？那就是公款吃喝幹的事兒。
同理，官場上那麼多官員，還有那些和官員們有關係的人，有事沒事兒都在政府招待所裏公款吃喝住行，一個國家就是再有錢也給這幫敗家子兒們吃窮了啊！更別提這時候的明朝政府本來就已經是個窮當家的。
考成法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所有被考核的政府行為一定要落實到具體的實處。不僅依此要獎勵你做了哪些事，也要依此來懲罰你沒做哪些事或者做錯了哪些事。這一下，利用公款吃喝的每一筆費用就逃不過去了。
張居正規定，要根據考成法來整頓驛傳製度，誰無理公款吃喝誰免職，誰給無理公款吃喝提供方便誰受處罰，這包括驛站不清不楚地接待和各地地方官沒來由地亂發公款吃喝的憑證。這一下動了真格的了，開始還有人頂風作案，最有名的就是孔子的後人衍聖公。
因為對孔子的尊重，所以孔子的後人被封為衍聖公。這時候的衍聖公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孫孔尚賢。按規定，作為這時候的道德領袖，孔子的後人每年都可以到京城去覲見一次皇上。說這位孔尚賢對於每次進京的長途跋涉，都表現得興高采烈。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順帶經商倒賣。
他把山東的地產、貨物每次都裝個幾十大車順便帶到北京來買，因為按規定沿途可以有驛站免費給他提供衣食住行，這樣他的貨運成本就等於完全省去了。他一個龐大的貨運隊伍趕得上政府的漕運了，而所有人員貨物的運輸成本全由驛站承擔，也就是全由政府承擔，這個好處那就大了去了。所以這個孔尚賢才樂此不疲，就指著每年這一趟大發一筆了。
考成法頒布之後，這個孔尚賢不當回事兒，心的話我是孔聖人的後人啊，況且也不是政府官員，手上又有政府頒發的的“堪合”，也就是特別通行證，你能拿我怎麼地？
結果他照常帶著龐大的貨運隊伍上路了，碰到以驛站還要進。可這一路上的驛站沒有一個接待他的，所有的驛站都收到了由內閣傳達下來的特別指示：驛站隻接待衍聖公一個人，除此之外，一個人，一輛車也不準放進驛站裏來。
這一下孔尚賢可虧大發了，以前他吃免費的，所以從來不考慮成本的問題，他的車隊是人多車好，極盡奢侈，這下沒成想要自掏腰包，運輸成本那不是一般的大，走到了一半，孔尚賢一算，這一趟的贏利全都沒了。等走到北京，算算虧得錢，孔尚賢都要哭鼻子了，別說賺了，光運費就是盈利的一兩倍。
孔尚賢想找禮部抗議，可誰聽他抗議啊。這邊抗議還沒答複，那邊兒禮部通知他以後進京覲見改三年一次，別沒事兒老往北京跑。孔尚賢這算徹底傻眼兒了，隻好苦水往肚裏咽。
但老實說，孔尚賢也沒什麼好抱怨的，別說是你孔尚賢了，連張居正他自己都享受不到驛站的免費午餐。
張居正的兒子要參加科舉考試，因為要回戶籍所在地考，所以考前必須從北京趕回湖北老家去。張居正替兒子雇了輛車，讓他悄無聲息地自己趕路，一路上絕不允許住驛站。
張居正的父親過生日前，張居正自己脫不開身，就讓弟弟張居敬帶上壽禮回老家賀壽，雖然路途遙遠、行李不便，張居敬還是騎著個毛驢拖東帶西地自己回去了。禮部知道了要送勘合來，讓張居敬路上方便些。張居正堅決不同意，說整頓驛傳，必須從我作起！
連張居正自己都如此以身作則，連孔子的後人衍聖公在驛傳上都被考成法整得這麼慘，誰還敢惹事呢？所以驛傳這一塊一下就徹底整頓了公款消費之風，這一下為國家財政上就省下了巨大的費用。
這還隻是節流，開源上考成法的意外收獲就更大了。
由於土地兼並這時候已經非常嚴重了，所以很多土地都隱瞞在大地主的手裏，這一部分的稅收一直拖欠得很嚴重。張居正按考成法下指標給各地稅收官員，以收繳拖欠賦稅為衡量官員業績的考核標準。結果這一下，往年拖欠賦稅的十之七八都追繳了上來，這一下等於存了七八年的財政稅收都一下到了張居正的手裏，國家的經濟狀況一下子就得了根本的改觀。
能開源，又能節流，考成法於官僚製度改革之後，竟為經濟體製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神奇的舉措。
第三，製度上的成效，或者說是集權製度上的成效
我們在此前，說到張居正、高拱、徐階這些人，經常用到“宰相”這個詞兒，說老實話，嚴格說起來，這個稱呼是錯誤的。
因為明代沒有宰相。
朱元璋怕宰相的權力太大，對皇權造成威脅，所以自明朝之初就取消了宰相一職。他一個人親理政務，每天要批的奏折要幾大筐，兩百多個，弄得他雖然起義軍出身也實在幹不了，所以就讓翰林院的學士們給他當秘書，這就組成了一個內閣的班子。所以，明代所謂的內閣本來就是一幫文字秘書。
從行政權上來說，按照明代標準的行政製度來看，實際上最高的行政權力除了皇帝自己，那就是以吏部為首的六部，而監察權則在都察院手裏，兩者是相互平行的。內閣說起來什麼都不是，它隻是皇帝的一個秘書處而已，尤其是它對行政係統的六部和監察係統的都察院嚴格說起來都沒有領導權。
但由於內閣最靠近皇帝，而內閣成員往往由身為六部長官的大學士擔任，所以內閣對六部逐漸有了真正意義的領導權，這樣內閣就漸漸掌握了最高的行政權。但對監察權還是沒有控製力的，所以明代的言官很囂張，因為他們是直接向皇帝負責的。
可現在考成法實施之後，六部向六科負責，六科又向內閣負責，這也就變成行政係統要向監察係統負責，而監察係統要向內閣負責，內閣名正言順地掌握了行政與監察兩大係統的最高領導權，這樣，內閣首輔才真的和前代的宰相一樣，真正擁有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絕對權力。所以，這時候雖然還是沒有宰相的稱呼，而張居正的內閣首輔的性質已經和前代的宰相沒有什麼差別了。
中國封建政治的本質特點就是集權政治，我個人認為，在中國古代的封建文化環境下，沒有集權製度的保證，很多事根本不要想做得成。張居正用一招簡單的考成法，理清了權力係統，為它的變法運動打下了一個最牢固的政治基礎，這種製度上的成效，意義毫無疑問是非常巨大的。
張居正曾經說過“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張太嶽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那意思是說，天下的事並不難在沒有規矩，而是難在沒有按規矩去做事的習慣。這背後更深的意義則在於，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官僚隊伍，最重要的習慣就在於要勇於去“做”、去實踐，所以他的考成法其實不是“法”，而是逼著人們去做事的方法。
這也是我從張居正那兒學習到用這個“考成簿”來規劃自己生活的關鍵所在。我經常對自己的孩子說，人生最重要的習慣叫作“四做”：第一個，做，別怕錯！第二個，快做，別磨蹭！第三個，專心做，別馬虎！第四個，邊想邊做，動腦筋！
做！快做！專心做！邊想邊做！
有了這“四做”，人生無難事矣。所以我把我那做事的本子叫考成簿，不叫記事簿，是因為我的本意不是怕忘事，而是要用這種考成的方法來激勵自己。讓生活因此而生生不息，努力向前……
張居正一招簡單的考成法，真可謂是化腐朽為神奇，為國家的治理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可也為他自己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嚴峻後果。
那麼這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到底是什麼？
麵對這個嚴峻的後果，張居正和他一手創立的考成法又將何去何從呢？
請看下集：《背後來的冷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