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三兒倒也爽快，讓趙玉山打了張欠三錢銀子的字據就去頂差了。
趙家這邊兒忙活了個把月，終於盼來個好收成，糧是像葉聖陶先生寫的那樣——“多收了三五鬥”，可繳糧的時候趙大柱可傻眼了。
因為當年江南的張士誠拚死抵抗朱元璋，所以朱元璋建國後對江南就施以懲罰性賦稅，別的地方一畝地隻繳三四升米，可江南要交到一石，甚至一石二三鬥。趙大柱家一畝地算好的，也隻打出兩石多的米，這一下子交掉一石三鬥米，剩得也就不多了，基本上也就夠全家糊口的。可交糧的時候，那個稱糧官上來對著大觥猛踹了一腳。不是有個“淋尖踢觥”嘛，但你踢踢也就算了，那也就出來一些米尖尖兒，可這一踹不得了，估計這家夥練過什麼佛山無影腳，這個稱趙家糧的觥一下就倒了，嘩的一下米灑了一大半兒。
趙大柱不幹，堅決要重稱，否則就要拚命。稱糧官叫來幾個當差，說趙大柱企圖抗稅，幾個人掄著水火棍，把趙大柱打了個半死。趙大柱回到家就一病不起。這稅糧被冤去了一半，趙家剩下的糧連糊口都不夠了，哪還有多餘的糧拿去賣了換錢呢？
那邊劉三兒當完了轎夫拿著字據每天來要錢，趙玉山隻能苦苦哀求再拖欠些日子。
可過了兩天，劉三兒突然不來要錢了。趙玉山剛剛喘了口氣，寶貝孫女趙小蘭又突然失蹤了。正在趙玉山快急瘋了的時候，那個無賴劉三兒來了，他說他已經把趙家欠他的那三錢銀子的債轉給了徐家三少爺徐瑛，現在就是你們趙家欠徐家的債了。徐家三少爺正好路上碰到你家孫女趙小蘭，向趙小蘭討債，趙小蘭為了替父抵債，自願到徐家當丫環去了。
趙玉山聽了這話真是天塌地陷啊，這徐瑛光天化日，強搶民女，還編出這樣的鬼話。他氣得渾身發抖，還沒說出話來，隻聽見裏屋病床上的兒子大叫一聲，趙玉山跟兒媳婦趕忙跑進去一看，原來趙大柱在裏頭早聽到了這些話，急火攻心，一時間吐血而亡！
趙玉山滿腔怒火啊，他到華亭縣縣衙去告狀，哪知道縣令王明友早已被徐瑛買通，徐瑛反誣趙玉山。王明友拿了徐瑛的黑錢，當堂把趙玉山亂棍打死。趙家至此是家破人亡，人被徐瑛搶去，地也被徐家以欠債為由霸占了去。趙家就隻剩一個兒媳洪阿蘭，真是上天無路，下地無門！
就在這時，明代的“包青天”海瑞說到鬆江府上任，洪阿蘭攔路告狀，海瑞不失為青天本色，與徐家和當地的貪官一番周旋，尤其是在和徐階一番智鬥之後，為趙家沉冤昭雪，解救了趙小蘭，判處徐瑛與王明友死刑。
徐階為救兒子，走了內廷太監的關係，使朝廷罷了海瑞的官兒，可就在新官上任來救徐家三少爺的時候，海瑞屹立不倒，在罷官之前還是硬氣地鍘掉了徐瑛和王明友，為趙家、為鬆江府的百姓出了口惡氣。
說到這兒，很多年紀大的、喜歡京劇的朋友可能已經想起來了，你說的這不是馬連良先生的一出戲嗎？
一點兒不假，這就是著名史學家吳晗主筆、京劇大師馬連良主演的那出名劇《海瑞罷官》。
大概很多沒看過京劇的人也知道這出《海瑞罷官》，它基本上可以說是那場十年浩劫的導火索。我們在這兒重溫這出《海瑞罷官》的故事，不僅要對偉大的史學家吳晗和偉大的京劇大師馬連良表達景仰之情，更重要的是吳晗的這個故事深刻揭露了明代中後期農民的悲慘的生活現實。在這個悲慘的故事裏，吳晗先生重點是從趙大柱死後開始寫起的，重點寫的是清官海瑞如何為民除害。而我們重點重溫的則是趙大柱之死的過程，以求在其中看出當時農民所受的深重的壓迫。
當然，可能當時的鬆江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並不一定真有趙玉山、趙大柱其人，但當時有千千萬萬的農民經受著趙玉山、趙大柱這樣的沉重壓迫和悲慘生活，那倒是千真萬確的。明代這一時期的土地兼並之嚴重，苛捐雜稅、徭役差役之沉重，已經到了階級矛盾要總爆發的邊緣，所以這時候南方和西南的農民起義已經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要不是不世出的奇才張居正出山，用奇招化解了這一矛盾，大概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就要提前六十年到來了。
那麼張居正用了什麼樣的奇招竟能化解這個大矛盾呢？
答案是：“清丈田畝”加“一條鞭法”！
考量
其實，說起來“一條鞭法”也不是張居正發明的。事實上，早在嘉靖年間，有些地方官就試行過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甚至像海瑞，他在應天巡撫的任上，也試點過一條鞭法。
我們剛才講到的吳晗筆下所謂海青天怒判徐家案倒也確實是實有其事的，但不過不像吳晗先生寫的那樣，海瑞並沒有殺徐家老三，而是逼著徐階把徐家大量的良田都退了出來。
海瑞也意識到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並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所以他一方麵上書朝廷，主張讓大地主退地；另一方麵為了解決老百姓的賦稅與徭役的壓力，他也在應天府任上試行過一條鞭法。
這個一條鞭法的本質就是把名目繁多的賦稅、徭役合編成一個，因為是合編起來，所以原來叫“條編法”，編是編定的編，後來訛誤成了鞭子的鞭。
事實上，曆朝曆代，有關賦稅問題最後都會演變出一個突出的矛盾，那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越來越層出不窮。
你比如說朱元璋他自己是出身農民的，而且是赤貧的貧農，所以他對元末的苛捐雜稅那是深有感觸的，所以明朝建立之初，他在談及稅製的時候就說過“法貴簡單，使人易曉”。這話是對戶部也就是稅務部門說的，其實意思也就是要賦稅的征收簡單化、清晰化。
所以開始的時候，明代基本上繼承了唐代了兩稅法，以田地為基本衡量單位，從賦稅與徭役兩個方麵來確定老百姓的納稅義務。可後來執行起來就走樣了，再隨著官僚腐敗日益嚴重，苛捐雜稅就開始惡性膨脹，就開始“猛於虎”了。
張居正上台之後，大力推行萬曆新政，表麵上他主要精力都在考成法上，但其實他最關心的還是經濟方麵的問題。
他曾經在反複提到過賦稅和徭役的問題，認為“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為念。”（《張太嶽集書牘六答藩伯吳小江》）也就是賦稅沉重、徭役繁多，這就是“邦本之虞”，也就是國家最根本的危險所在，所以他才“日夕為念”，就是說心裏一刻也放不下。
那麼怎麼來解決這個經濟問題呢？
我們都知道張居正是個幹起事來雷厲風行的人，可《明史》上總結他的性格特點的時候卻說他“深毅淵重”，就是說他很穩當，甚至有點老謀深算。我覺得他在經濟改革上就尤其體現出了穩重的性格。
一方麵，經濟問題張居正並不是非常拿手的。要知道他一進入官場就在翰林院，然後到國子監，那都是教育係統，後來雖然任過禮部的右侍郎，那也隻是一個過渡，一是時間很短，二是根本也接觸不到經濟工作。再後來他就進內閣了。所以從工作經曆上說，他根本就沒接觸過經濟工作。
缺少了必要的經濟工作實踐，也就使張居正不敢貿然在經濟領域做出大動作來。
另一方麵，一條鞭法的改革也麵臨著重重阻力。我們說一條鞭法早就被某些地方官試行過了，可朝廷對於這些地方官的努力一概都不認可。
比如嘉靖到隆慶年間，在試行一條鞭法上比較有名的海瑞和浙江巡撫龐尚鵬都先後被罷了職。主管經濟工作的戶部尚書葛守禮尤其反對一條鞭法，他是經濟改革上反動派的領袖。進入萬曆朝之後，葛守禮又遷任都察院左都禦史，那就是監察係統的最高長官，張居正還要靠他的威望來駕馭言官係統，所以也不想在一條鞭法上與葛守禮產生正麵的激烈衝突。所以他一上台執政，對於一條鞭法，也不說好，也不說壞，他要看，看這個一條鞭法到底具有怎樣的利弊得失。
當然，他這個看，並不是幹看，觀察一條鞭法的同時，他也沒閑著。張居正認為要推行一條鞭法必須要先清丈田畝，也就是要先把大地主階級手中隱藏的大量的土地呆、壞帳搞清楚。不管要不要推行一條鞭法，這個工作都應該是必須要做的。所以，他在推行考成法的同時，就要求各級官吏開展清丈田畝的工作。
當然，光清丈田畝也已經是極其艱難的了，因為這動到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張居正自一上台起，就大力抓清丈田畝的工作。尤其是到後來，他越來越認識到這是所有經濟工作的基礎，所以他對各地的官員都強調說：“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張太嶽集·書牘十二·答山東巡撫何來山》）也就是說張居正充分認識到清丈田畝的艱難，所以要用強權來保障這項工作的施行，他現在大權在握，務必要趁這個有利的政治時機把這項工作完成，而他死後，繼任者會麵臨一個什麼樣的政治情況，那就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