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說明了張居正對自己死後政治局勢的擔憂，所以不論再難，他也要把這項經濟改革的基礎工作給完成掉。
到了萬曆八年，清丈工作終於取得了全麵的成就，全國範圍內從大地主階級手中清算出多餘的土地多達三百萬頃。
這三百萬頃是個什麼概念呢？它大概相當於半個荷蘭，而它產出的糧食在當時幾乎可以養活整個歐洲。
推行
在清丈田畝的同時，張居正仔細研究了一條鞭法。到了萬曆三年，一個機會來了。經濟改革上反對派的領袖都察院左都禦史葛守禮退休離職了。這一下領導層內一個最大的阻力也就去除了。張居正著手開始在清丈田畝的同時，決定在某些地區再次試點一條鞭法。
我們前麵說過，萬曆朝之前，在地方上試行一條鞭法最為有名的海瑞和龐尚鵬。那麼用誰來開展試點工作呢？張居正權衡再三，決定不用海瑞，用龐尚鵬。
為什麼呢？
其實原因我們在張居正的用人之道裏說過的，就是張居正要用循吏，不用所謂的清官，用穩重的人，不用太極端的人。相比較於龐尚鵬，海瑞為人太極端了些，張居正不願把如此重大的經濟工作的試點交給海瑞來做，回頭看，還是有道理的。
於是萬曆三年，張居正重用啟用已經被停職的龐尚鵬，選擇福建作為首批試點地區，再次試行一條鞭法。
至於為什麼選擇福建作為試點地區，張居正也是有道理的。因為自倭寇橫行以來，福建、浙江一帶就是“重災區”。經過倭亂之後，這些地方的治理情況尤其不如人意，而地主的土地兼並也尤其嚴重。反過來，問題暴露得越突出，也越好下手做針對性的治理，所謂以猛藥治惡疾，道理就在這兒。
龐尚鵬上任之後，果然不負張居正的厚望，在福建地區把一條鞭法推行得非常成功，當年福建地區的財政狀況就得到了根本的扭轉，老百姓也不再流離失所，也能夠安定下來休養生息了。
雖然福建地區的試點很成功，但張居正還是不敢大意，他隻是逐步擴大的試點範圍。在福建試點成功之後，張居正又安排官員在浙江與江西兩地推行一條鞭法。由於這兩個地方與福建毗鄰，這樣這兩個地區也試點成功之後，就和福建形成了一個經濟特區。
在閩浙贛經濟特區的一條鞭法獲得明顯成功之後，張居正還是不敢大意。因為葛守禮等人當初一意反對一條鞭法，認為不能將此作為全國性的賦稅政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認為它適合於南方的農業生產情況，但並不適合於北方。所以在閩浙贛的成功並不能代表它就能成為一項國策。
張居正隻得小心地由南向北逐片劃出試點的經濟特區。
繼閩浙贛之後，又把兩湖地區劃入試點範圍，因為這是張居正的老家，所以試點的阻力也小得多。
然後又向北，把山東地區劃入試點範圍。這是標準意義的北方地區了，果然，一開始就遭到了巨大的阻力，頭一年的經濟情況也很糟糕。
張居正沒有貿然下一個結論，而是在調查之後，發現症結是在山東的官員們身上，他們完全是站在當地勢家大族的立場上對一條鞭法進行自覺抵製，這樣執行起來自然就不如人意了。
張居正當機立斷，運用考成法的強權手段狠狠打擊當地反對派官員的囂張氣焰，然後給山東地方長官反複溝通，強調經濟改革的重要性與意義所在。
他在給山東巡撫李世達信中甚至說：“條編之法，近旨已盡事理，……仆今不難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區區。”(《張居正集》卷2《書犢九·答總憲李漸庵言釋遞條編任怨》)
這也就是給李世達看自己的決心，那意思是我張居正為了施行一條鞭法，有不惜“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決心和勇氣，你們地方官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這說明到了這個時候，張居正已經明確了一條鞭法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所以他才把它看作是一種生死抉擇。
張居正的決心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李世達橫下心來在山東再次施行一條鞭法，終於大獲成功。這證明了一條鞭法不僅適用於南方，也一樣適用於北方。
在漫長的經濟特區的試點過程中，張居正也一天天老去了，等這些經濟特區都完全試點成功了，這時候已經到了萬曆八年，也就是離張居正去世隻有兩年時間了。
張居正在沉穩地試行了多年之後，終於在萬曆九年，也就是他臨去世前一年，決定將一條鞭法在全國推行。
至此，一條鞭法終於成了明王朝經濟政策的根本，明代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的賦稅改革徹底推行開來。
經濟學意義
我們為什麼稱它是明代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的賦稅改革呢？這就要說到一條鞭法的好處了。
我個人理解一條鞭法最大的好處主要在三個方麵：
第一，因為一條鞭法是與清丈田畝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所以自然使得大地主階級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於眾，這部分土地從偷稅田畝變成納稅田畝，尤其是重點的納稅田畝，這就有效地扼製了土地兼並的情況。
第二，一條鞭法不僅把各種賦稅合編成一個，也把徭役合編了進來，也就是可以以賦稅來代替徭役。你不願出徭役，你可以出錢贖你那份該出的徭役。這下，農民所有的負擔一下就合成了一個。負擔這玩意，要是隻有一個，它再重你也扛得住；它要是千頭萬緒，一個接一個，就是再輕它也能把人拖死。不是有根可以壓死駱駝的稻草嗎？它就是千千萬萬個負擔中的最後一個！
所以福建、江西等地，在一條鞭法試點過後，有史料記載說：“父老於是無親役之苦，無鬻產之虞，無愁歎之聲，無賄賂侵漁之患”（《江西通誌卷23》）這也就是說，老百姓，這其中尤其是農民的負擔是真的減輕了。
第三，我個人認為這一個最關鍵，那就是因為所有的賦稅和徭役都合成了一項，那麼這時再交稅就不適合用實物交稅了。不用實物交用什麼交呢？
用銀兩交！
這一下可不得了，張居正可能沒意識到，作為硬通貨的白銀，其貨幣功能一下得到徹底的釋放，一個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在這一契機下，得到了一個意外的良好生長環境。
要知道，此前中國的賦稅基本上都是實物賦稅，《明史》裏就記載戶部每年賦稅收入“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其實，曆朝曆代都是這樣，所以杜甫寫詩回憶開元盛世的時候也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就說明不論是公家的財產還是私人的財產，全都是以稻米、粟米作為衡量標準的。
因為賦稅政策是國家經濟的根本政策，以實物為標的的賦稅政策自然鼓勵的是實物而非貨幣。雖然中國的貨幣古已有之，但貨幣在百姓生活和國家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像武俠小說裏所暢想的那樣的：什麼江湖俠客一揮千金，身上的銀票都是幾遝子……那都是小說家言，並不符合真實的曆史情況。
真實的曆史情況是，隨著張居正一條鞭法的施行，白銀成為賦稅的標的物，才徹底成為政府財產和私人財產的象征，也最終成為全社會經濟生活的核心。這樣的貨幣功能反過來協調了全社會的經濟生活，尤其是促使了商業活動的繁榮，並最終促使了晚明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全麵呈現。
當然，我這一理解也可能比較片麵，甚至不無誇大之嫌，但實施一條鞭法所產生的貨幣化影響那肯定是存在的。
不過，可惜的是，張居正死得太早了，在他死後，一條鞭法的施行遭遇了巨大的阻礙，不久也就人亡政息了。但不幸中的萬幸是，以銀兩繳稅的方法卻保持了下去，這對由明到清的經濟生活還是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整個萬曆新政最遺憾的地方，我覺得就在一條鞭法上。
從萬曆新政的全局來看，我個人覺得張居正的整體思路，是以推行以清丈田畝和推行一條鞭法的經濟改革為中心的，另外，再以穩定北部邊防和實施考成法為兩個基本點。
應該說，在兩個基本點上，張居正以雷霆手段輔以縝密的布局，當時就取得了明顯的成功。但在一條鞭法這個中心上，卻有著剛進入全麵推行階段就遭遇了“人亡政息”的巨大遺憾。
我常想，張居正花費了將近九年的時間來準備，卻隻有一年的時間來推行。要是老天爺再給他二十年，哪怕就十年，讓考成法配合一條鞭法全麵、深入的實行開，那樣的大明王朝又會是什麼樣的呢？
可惜，曆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強者也不相信曆史的假如。張居正不也說了嗎？該做的事兒，要趁自己活著，“務為一了百當”。（《張太嶽集·書牘十二·答山東巡撫何來山》）所以憑著這股實踐精神，他居然去修長城了，而且一修還修了兩條。
張居正到底修了兩條什麼樣的長城呢？
請看下集：《大明萬裏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