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這兩人在朝堂之上發自肺腑的關心與關切，哪有把其他人放在眼裏？又哪有把皇帝與大臣的名份放在眼裏？
這不是“親情”又是什麼呢？
所以後來張居正喪父之後，把母親接到北京來住，李太後、小萬曆接張老太太到宮裏吃飯、聚會什麼的，都是用的“家人禮”（《明史張居正傳》），也就是皇上和太後對張老太太就像是自己家人一樣。
為什麼會把這個素不相識的湖北老太太當成家裏人呢？
那還不是因為他們把張居正當成了家裏人！
那如果李太後和小萬曆都把張居正當成了家裏人，那他們之間的感情不是親情又是什麼呢？
所以後來的史學家們都評論說，君臣之間能像小萬曆和張居正這樣感情真摯的，古今罕有。
教育
我們再從張居正的角度看，他和小萬曆之間情同父子的關係讓他下了一個重要的判斷，那就是小萬曆是他教過的最出色的學生，這意味著小萬曆長大後極有可能成為一個最出色的君王。
張居正做出這樣的判斷是有根據的，我們可以舉三個例證來看一下。
第一個例證，張居正教導小萬曆說，作皇帝的最根本的任務和工作是什麼呢？是上朝。聽大臣們彙報工作、彙報思想、彙報朝廷各方麵的情況。從根本上說，也就是要跟大臣們保持通暢的交流與接觸，這是保證大明王朝能夠順利運轉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張居正說的一點兒也不假，明代之所以宦官專權，甚至成為明代政治的最大弊病，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與大臣不接觸，或者說接觸很少。像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和隆慶皇帝都是典型的消極怠功不上朝的皇帝。這樣“君臣不相接久矣”，而日常能夠接觸皇帝的宦官自然就把持了皇權。
張居正認為要扼製這一情況，作皇帝的就不能偷懶，就得忠於本職工作。
皇帝的本職工作是什麼呢？就是上朝。
所以在張居正的教導下，小萬曆小小年級，從十歲開始，一大早就不辭辛勞地早早爬起來參加朝會。
後來，張居正也心痛小萬曆了，實在不忍心，折衷了一下，每十天裏逢三、六、九日設為朝會，這樣小萬曆就能多睡兩天懶覺了。
這種早朝製度在張居正在世的時候，小萬曆一直都認真地堅持了下來。說實話，這對於一個十歲開始君臨天下的孩子來說，確實是不容易的。
能夠堅持早朝，讓張居正認為小萬曆有了能夠治理天下的先決條件，那就是勤奮和不怕吃苦。要知道，要做個壞皇帝，那當然很輕鬆；但要做個好皇帝，那在中國古代，可是一件標準的苦差事。
不過，張居正不知道的是，在他死後五年，長大後的小萬曆就再也不堅持早朝了，他在位的四十多年裏，後麵的二十多年，幾乎就再也不上朝了。
第二個例證，張居正教導小萬曆要節儉，要愛惜民力，這是做一個好皇帝的根本條件。結果小萬曆小的時候就非常知道節約。萬曆元年的時候，因為快到春節了，張居正在講課後就向小萬曆提出來，說先王去世後才一年多，也就是小萬曆還在三年的服喪期內，所以春節期間宮中的宴會和元宵燈會最好就都取消吧。
小萬曆聽了馬上就說：“昨天我就吩咐過他們了，讓焰火什麼的都不要辦了，能節省些就節省些。”
張居正聽了頻頻點頭。
可小萬曆畢竟還是個孩子，過了春節後實在想看焰火，想看燈會，就試探著問張老師說：“元宵螯山的焰火燈會是不是祖製啊？”
這話也就是說張老師您不是最喜歡抬出祖宗成法嗎？這個螯山的元宵燈會那可是祖宗的規矩，每年都搞的，要不張老師咱們今年還小小地搞一下？也好解解眼饞。
張居正當然知道小萬曆的鬼心事，馬上扳著臉說：“這事兒嘉靖時偶一為之，主要是為了敬神，不是為了娛樂。咱們現在萬曆新政剛剛施行，應當以節省為要。”那話的意思就是這隻要是花錢的事兒，就不能辦。
旁邊馮保看著小萬曆心癢得很，就替小萬曆求情說：“要不，咱們就搞一次，以後就不搞了？”
結果張居正一點都不讓步，說你知道搞一次要多少錢嗎？要十萬金！現在國庫空虛，百姓生活艱難，我看還是省省吧。
馮保還要爭，結果這時候小萬曆聽了張居正的話卻立刻回心轉意了，他說：“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明神宗實錄》）
張居正聽了這個十一歲孩子的這句回答，當時就很感動。心想，這樣一個愛惜民力不愛財的小皇帝，將來肯定是個明主啊！
張居正哪裏知道，在他死後，那個長大了的小萬曆卻是曆史上難得一見的貪財皇帝，不僅貪財，而且極不愛惜民力，終於把張居正苦心經營的萬曆新政的家底都賠了個精光。
第三個例證，張居正教導小萬曆要仁慈，要重視人才，這是做一個好皇帝的重要條件，而這一點小萬曆也做得非常不錯。
小萬曆小的時候就非常仁慈，隆慶帝的遺孀恭妃讓人把宮裏的金壺偷偷地拿回家去，守門太監舉報之後，小萬曆不僅沒有責罰她，還批示說：“她家貧，賜她一百金。但先帝賜她的器具，則不許拿出去。”
你看，既講規矩，又體諒人。
張居正有一天給小萬曆講自編的插圖本教材《帝鑒圖說》，剛說到宋仁宗有個很奇特的習慣就是不喜歡珠寶，這時候十歲的小萬曆張口就說：“賢臣為寶，珠玉何益！”（談遷《國榷》卷六八）
那意思是說，仁宗這個習慣不奇怪啊，一個作皇帝的當然應該把賢臣當國家的寶貝，珍珠這些隻能算普通人的寶貝，哪裏能算國家的寶貝呢？
張居正一聽大喜過望，說這就是明君的想法，明君就知道人才遠比珠寶要珍貴得多。
到了萬曆元年的十一月，在張居正張老師辛辛苦苦教了小萬曆將近一年的治國之道之後，這個還不滿十一歲的孩子突然有了一個驚人的舉動。他召見吏部尚書張瀚和都察院左都禦史葛守禮，說要親自召見天下廉潔自律且有能力、有工作業績的官員，讓各地推薦這樣的優秀官員到京城來，他要親自接見並給予褒獎。
張居正高興啊、欣慰啊，他感覺自己的心血沒白費，他的萬曆新政終於有了個萬裏挑一的最佳接班人。這個孩子要是能好好地培養，大明王朝必將有一位中興的明主、振興的帝王。
後來不停地有人批評張居正雖然很好地執行了萬曆新政，雖然在萬曆新政的頭十年裏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他死前對於內閣的人事安排並沒能體現出一個政治家的遠見，也就是在內閣裏沒有培養出能夠繼續其輝煌事業的改革接班人。
其實，張居正確實沒能像徐階培養他那樣在內閣裏培養出自己出色的接班人來，但張居正之所以沒在內閣裏培養出出色的接班人來，是因為他心中最為出色的改革接班人根本就不在內閣裏，而是在皇宮裏，在大內裏，這就是他那位最得意、最器重也是最看好的學生——小萬曆。
可惜，張居正看不到自己的身後事，他看不到小萬曆對張家極不仁慈的血腥報複，也看不到小萬曆怠政、荒政、幾乎毀滅了所有政治後備人才的後半生。
逆反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了，為什麼目光如炬的張居正會看走了眼了呢？
難道小萬曆小時候的這些優良表現都隻是作秀嗎？
如果隻是表演，一個孩子又怎麼可能表演成這樣呢？
如果不是，那麼年少時有望成為棟梁之才的小萬曆為什麼長大後又會成為一個“朽木不可雕也”的極端呢？
我個人認為，這既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人生的成長問題。
這首先是一個教育問題。中國傳統教育最大的問題在於三個字——家長製——或者叫“家長式”教育。《三字經》不是說嘛“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這話的願意是說教育是家長和老師的責任，可這種責任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異常膨脹，最終在家長與老師看來，教育的責任變成了教育的權利。
注意，責任是種義務，從責任到權利，教育者的教育心態就完全發生了扭曲。
既然教育者有家長式教育的心態，被教育者的教育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張居正和李太後對小萬曆奉行的正是這種“家長式”的嚴格教育。
《明史·張居正傳》有一段記載說：“帝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捍格，即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