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疑問
我講張居正的過程中，參看了許多資料，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國榷》和《明神宗實錄》這樣的史料，也有現代人有關張居正的一些著作。
這其中對我幫助尤其巨大的當數現代學者寫的一些有關張居正的傳記。比如說美學家朱東潤先生寫的有關張居正的最為權威的一本傳記《張居正大傳》，比如說中國社科院劉誌琴老師寫的《中國思想家評傳》係列中的《張居正評傳》，還有像馮藝遠、戴潔茹兩位學者寫的《張居正傳》等。在此，我想特別對這些前輩學者表達個人的敬意與謝意。
沒有這些前輩的努力，就不會有我們今天這個《風雨張居正》的係列。
當然，在這其中，我個人最為欽佩的，也是學術界有關張居正研究最為推崇的，還是要數已故著名美學家朱東潤先生寫的《張居正大傳》。
對於這本書，一方麵，我個人非常喜歡，另外一方麵，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兩個方麵：
一是他為什麼要給張居正的傳起名叫“大傳”呢？
比如說他還寫過《陸遊傳》、《梅堯臣傳》、《元好問傳》，甚至還寫過一本《朱東潤自傳》，但這些他隻起名叫“傳”，為什麼寫張居正就要叫“大傳”呢？
二是這部《張居正大傳》的寫作時間也讓我感到奇怪。
這部《張居正大傳》是朱東潤先生四十六歲的時候，也就是1941年，於四川樂山寫的。當時，朱東潤先生在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而武漢大學是因為抗日戰爭所以才臨時流亡遷徒到樂山的。連學校都是流亡學校，所以朱東潤當時過的也是流亡生活。據朱東潤先生自己回憶說，就是在這種流亡生活中，他於1941年的1月3號開始動筆，僅過了七個月，到了1941年的8月6號，這部洋洋灑灑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張居正大傳》就全部完成了。
那麼，朱東潤先生為什麼在生活極不穩定的情況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這部《張居正大傳》呢？
對比他其他的傳記作品來看，這本《張居正大傳》字數最多，用時卻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當時惡劣的創作環境，我們尤其想知道，是什麼讓朱東潤先生在種種不利條件下卻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創作熱情的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朱東潤先生為什麼要給這本《張居正傳》起名叫“張居正大傳”，朱東潤先生自己在這本書的序言裏倒有過一個簡單的解釋。
他說：“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裏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可見朱東潤先生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會讓後人產生疑問。那麼他是怎麼解釋的呢？
朱東潤先生說“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詞，尚書就有《尚書大傳》。而傳紀的“傳”原來最早也是從經學裏過渡後才使用到史學裏的。既然“傳紀”的“傳”可以從經學中借用到史學裏來，那麼經學中“大傳”這個詞為什麼不可以借用到史學裏來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張居正大傳”了。
朱東潤先生的這個解釋非常學術，他的意思是說自己是跨學科領域，從經學裏借用了“大傳”這個詞，但為什麼要突破常規如此借用，他也沒說。所以，隻能說朱東潤先生隻說了“是什麼”，卻沒說“為什麼”。
至於時間上的疑點，也就是他為什麼在1941年的流亡歲月裏，在短短的七個月的時間，要趕出這樣一部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朱東潤先生就更沒有提及過了。
帶著這兩個疑問，還有在講述《風雨張居正》的過程中所積澱下來種種難以釋懷的情感與情緒，我在一個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去那片生下張居正並養育了張居正的荊楚大地，去尋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後名
我來到荊州古城的時候，正是傍晚時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遠處的天邊有一道血色殘陽把古城籠罩在一種巨大的曆史滄桑感中。
我走在荊州城東門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個因為爺爺夢到了一隻白烏龜而取名叫張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這條大街旁的某個房屋裏呱呱落地的，想到那個叫張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這裏改了一個張居正的名字，從而走向了天下，也從而開始名滿天下的，心中對這種曆史的偶然就充滿了一種敬畏和歎息。
荊州人無疑非常愛戴他們這位建立了豐功偉績的神奇的先人，荊州的張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氣勢，說老實話，絕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為，經過了四百年的歲月滄桑，沒有多少人會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麼；我本以為，四百年的歲月變遷早就把這樣一個普通的文化景點“壓榨”成了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微縮景觀。
可事實是，無論從占地規模和修繕程度來看，張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見過的名人故居景點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當地人聊天的時候，說起張居正故居非常有氣勢，有位當地人跟我說：“這算什麼，張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國古代雖然有很多名相，但誰能跟他比啊！”
這話聽起來特牛，但牛得讓人服氣。
當時我聽了這話，一堅大拇哥，說了四個字：“名至實歸”！
我在張居正故居裏流連了大半天，首先產生的一個感慨就是：一個人的生前身後，得失毀譽，都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也不是可以預料的，所以隻要能夠無愧於心，就應該像張居正那樣，無所顧忌，奔著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張居正生前的時候，權勢達到了極點，聲譽也達到了極點，甚至他還活著的時候，就有人為了表彰他為國家做出的貢獻，為他建祠堂，這叫生祠。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拍馬屁之舉。可是張居正對於這些，就像當初麵對荊州的官員為他建三詔亭一樣，表現得極為冷靜，說我死之後，恐怕連找塊安葬的地都困難，誰又會在乎你生前的顯赫呢！
我們曾經分析過，張居正在建下豐功偉業、在權勢達到頂峰的時候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真的是太冷靜了，也太有政治遠見了。果然，張居正一死，小萬曆開始對他口口聲聲要報答的恩師反攻清算了，因為在張家沒有抄出預期的兩百萬兩白銀，甚至要把張居正開棺戮屍。果然像張居正生前預料的那樣，他幾乎連塊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終萬曆一朝，張居正被定性為萬曆皇帝碰到過的最大的奸臣，小萬曆不許任何人為張居正翻案，大明萬曆朝的政治口徑非常統一，不要再提張居正的貢獻了，最好把張居正這個人徹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曆史畢竟不是可以人為地抹殺的。
就在萬曆朝當時，就有不少人為張居正鳴冤報屈。要說像潘季馴這樣的張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為張居正叫屈還可以理解，但連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反對他的人也為他叫屈，這就更有說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曾經在張居正詔毀天下書院的文化專治過程中飽受打擊，他也是張居正生前少數能敢於痛批張居正的人。可當張居正死後，當他目睹了朝廷對張居正的誣陷以及對張家後人無情的迫害後，他不僅指責那些不能為張居正辯護的官員，還把張居正與當時人們都特別愛戴的清官海瑞作對比，說海瑞隻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卻不可以“任棟梁”，但張居正雖然執政時“膽大如天”，卻可以稱得上是古今“宰相之傑”！
李贄是思想家，所以看得遠，看得深。可一般人並沒有他這麼洞燭觀火的認識，所以終萬曆一朝，雖然有李贄這樣的人為張居正說話，可畢竟身微言輕，也並不為人所重視。所以到了萬曆朝的後期，張居正真的是漸漸被人所淡忘了。
可就在我們以為張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時候，就在張居正死後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禎年間，不論是廟堂之上，還是鄉野之間，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張居正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