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五講 生前身後之名(尋找張居正)(3 / 3)

孔有德讀了張同敞和瞿式耜的詩,知道勸降根本沒有希望,又怕夜長夢多,所以決定殺掉二人。

行刑的那天,據說張同敞堅決不肯跪著受刑,他就站著那看著劊子手,臉上沒有絲毫的懼色。據說他的頭被砍掉之後,他的身子卻屹立不倒,劊子手上前推推,可他的身軀卻還是屹立不倒。當時,孔有德和在場的清兵都嚇壞了,大家不由自主地給張同敞血淋淋的身體跪下來,“砰、砰、砰”磕了幾十個響頭,那屍體才砰然倒地。

逃到南寧的永曆帝聽說了這件事後,悲痛異常,他下令朝廷上下拜祭瞿、張二人。尤其對於張同敞,永曆帝念其臨終時還沒有子嗣,特地贈封其為江陵伯。據說有一段時間,他每天拿著張同敞和瞿式耜的絕命詩翻來覆去地讀,邊讀邊流著淚說:“國無江陵!國無江陵!”

我們知道,明人會以出生地來稱呼一個人,但某個地名特指某位名人之後,這個地名一般不再專指其他人,這在古籍的寫作中也算是種潛規則的筆法。在明代,能稱張江陵的隻有張居正,而此時永曆封張同敞為江陵伯,還哀歎“國無江陵”,那到底是單指的張同敞還是也兼指張居正呢?

我想,答案不言自明,這個“江陵伯”和這句“國無江陵”實在包含著明人一語雙關的哀歎,那就是這位民族英雄張同敞身上流淌的不正是那位治國能臣張居正的血液嗎?

張同敞和他的祖先張居正,本來都應該是國家依賴的棟梁,可這樣的人太少了。平常的時候,沒有危難的時候,這樣的人,你會覺得有沒有無所謂;可國破山河碎的時候,麵對江河日下的時局,麵對碌碌無為的當政者,誰不會由衷地思念這樣的人呢?

這就叫家貧才思賢妻、國難才思良相啊!

人們正是在張同敞的身上看到了當年張居正有能力、有毅力振興大明王朝的那段輝煌。

可惜,張居正畢竟隻有一個,自這位大明王朝不世出的奇才離開人世之後,再也沒有人能續寫他的輝煌了。張同敞作為張居正的後人,雖然他也有能力,也有毅力,隻是他再也沒有張居正的那個時代和機遇了。

當然,他身上依然流著他曾祖父的血,他依然有張居正那樣唯國家利益至上的立場,他依然有張居正那樣麵對重重危難“雖千萬人而吾往矣”的勇氣和決心,他也依然有張居正那樣“知我罪我,在所不計”的堅持與氣概。

有這些,一個王朝才有希望;有這些,一個民族才有希望。

這大概就是張居正留在“天壤間”的那段“精誠”、那種精神的內涵所在。

所以,在張同敞、瞿式耜死後,先是人們自發地為他倆安葬,後來清政府也被這二人視死如歸的氣概所震撼,康熙年間曾下令表彰二人寧死不屈的氣節。到了道光20年,也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也麵臨著國難當頭的惡運了,這時候他們也想起張同敞和張居正這樣的人來了。廣西巡撫親自在張同敞和瞿式耜的殉難處為二人立了一塊兩米高的巨大石碑,題名叫“常熟瞿忠宣、江陵張忠烈二公成仁處”碑,不僅表彰他們的氣節,也希望能冀此喚醒人們保家衛國的決心與勇氣。

民族的期望

1963年,在廣西出席曆史學會議的郭沫若先生專程到瞿、張二人的墓前來拜謁這兩位英雄。他分別寫了兩首詩來讚頌瞿、張二人。他的《讚張同敞》詩寫道: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隨師同患難,與國共存亡。臂斷何曾斷,睛傷並未傷。萬人齊仰止,千古整冠裳。”

我個人覺得這首詩寫得非常好,尤其開篇的這句“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說的雖然隻是張同敞,但放在張居正身上又何嚐不可呢?

舉目大明王朝276年的曆史,能力挽狂瀾、能開創中興盛世的張居正難道不也是個奇男子嗎?

能以一句國家利益至上,迎著反奪情的倫理風暴,把改革事業進行到底的張居正難道不算是個奇男子嗎?

能超越世人的毀譽,能超越世俗的榮辱,並最終實現個人理想與國家振興的張居正難道不就是個奇男子嗎?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張”!

我在張居正故居裏想到郭沫若先生的這句詩的時候,我突然想,說不定朱東潤先生也去過廣西,也在張同敞的墓前憑吊過這位繼承了張居正“精誠”精神的不屈的英雄。要不然,他怎麼會在《張居正大傳》的最後也說到了張同敞的英勇就義,並在交待了張同敞的生平後突發感慨地說:

“同敞死了,熱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複興的萌芽!”

當時,我站在張居正故居裏,站在張居正的塑像麵前,突然完全明白了朱東潤先生所留下的那兩個謎團。

朱東潤先生在1941年的抗戰歲月裏,用了僅僅七個月的時間就寫出了這部洋洋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他的創作熱情完全來自於那個特殊的時代。

當時抗日戰爭雖然已經進入了相持階段,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正是達到了高潮的時候。朱東潤先生是1941年8月6號完成整部《張居正大傳》的創作的,再過整整四個月,也就是12月7號,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麵爆發的時間。朱東潤先生是在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中,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災難中,趕出這部《張居正大傳》的。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完全可以感受到朱東潤先生在樂山的流亡歲月裏,在忽閃忽閃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時的激憤與激動。

所以傳記的最後,用的完全不是傳記的筆法。在全書的最後,朱東潤先生用沉重的筆觸寫道:

“整個的中國,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時候,總會發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煥一些,也許有的黯淡一些,但是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經為自由而奮鬥,為發展而努力,乃至為生存而流血,我們對於過去,固然看到無窮的光輝,對於將來,也必然抱著更大的期待。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這應該就是這部傳記叫“張居正大傳”而不叫“張居正傳”的理由吧!

在張居正的身上,身受著國破家亡之痛的朱東潤先生該是寄寓了怎樣的屬於民族的期望!

在張居正的身上,每一個渴望民族偉大複興的中華兒女又該是寄寓了怎樣的屬於整個民族的期望!

所以,這絕不隻是一個人的傳記,這是一種屬於整個民族的精神傳記,這樣的傳記稱之為“大傳”,正是名至實歸!

如今,那段抗戰的艱難歲月雖然已經過去,甚至呼喚張居正精神的朱東潤先生也已成千古,但這種呼喚,這種對民族偉大複興的期望,不一直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每一個人的心靈與血液裏流淌著嗎?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在今天把“風雨張居正”的人生曆程再一次展現在觀眾們麵前!

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在如今“為發展而努力”的奮鬥曆程中緬懷這位為自己的國家與民族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先人!

事實上,我在北上的列車中,在張居正故居的庭院裏,在百家講述“風雨張居正”的每一個日日夜夜裏,促使我能夠滿懷激情去穿越曆史的塵埃、去麵對張居正這個曆史人物的最根本動因,也就在於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中說的最後這句話——

“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