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點他更沒有想到，僅僅隻過三年，在台灣，他及CC係被視為國民黨改革的主要障礙，也成了蔣介石率先拋棄的對象。一九五○年，陳立夫再來美國，不複有當年的風光。五十歲重新起步，他落寞地以養雞消磨晚年。
文化是曆史的另一粒砝碼麼?
陳立夫逝世於二○○一年，享年一百零一歲。他去世時，除宋美齡、張學良數人尚健在之外，同時代的諸多民國風雲人物均先他而逝。他的政治時代早已結束。
然而，時過境遷，河東河西，現實主題在時光變幻、時局演變中不斷替換。人在其中，角色與身份，於有意或無意之間，常常也隨之轉變。當年《時代》的記者、編輯和讀者，還有更多的中國人，誰能想到，陳立夫竟把一個文化角色，扮演到了生命的結束?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國、共之間的曆史衝突與政治紛爭漸次隱退至曆史後台，大陸與海峽兩岸的關係凸現出“一個中國”的現實主題。於是，長壽的陳立夫，晚年提出“中國文化統一論”，使他在兩岸關係中占據了一個頗為特殊的位置。他的這一主張，在兩岸都得到積極回應，他也因此當選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名譽會長。民國時代曾有的對峙與敵意，雖未全然消解，卻已日趨淡化。陳立夫幸運地走進了新的場景。
“魔鬼”與“天使”，一個人的角色能否轉換，如何轉換，在曆史長河裏，其實有時是由時間來決定。
當年，抗戰後期，陳立夫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完成哲學著作《生之原理》，在自序的最後他寫道:
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曆史，四萬(萬)五千多萬的民眾，從遠古到今天，經曆了無數的艱辛挫折，在許多古老的文化音沉響絕以後，她巍然獨峙，困難中能支柱，破壞後能複興。文化的內容經曆的變故愈多，愈形豐富，民族的繁衍接觸的範圍愈廣，愈見昌大。作者相信這決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值得中國和世界的學人之注意探究的。特別是中國的興滅國、繼絕世、民胞物與、天下為公的世界觀，與夫大剛中正的民族精神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國民道德所表現於愛和平的心理，求共生、共存、共進化的大同理想之實現等偉大的道理，作者相信是可能從其中探究而獲得的。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工程師節
吳興
陳立夫序於陪都
(《生之原理》，第二頁)
今日再讀，字裏行間，讀不出硝煙彌漫中敵我對陣的劍拔弩張，惟見千年文化情懷的流淌。環顧四周，多少人擁有越來越強烈的中國文化的自尊，國學弘揚已漸成時尚;多少人器宇軒昂，雄視世界，陶醉於獨步天下的民族主義豪情;多少人的言行舉止中，可以聽到陳立夫當年聲音的回響……從這個角度來說，半個多世紀前《時代》對陳立夫的報道，仿佛不隻是為中國的一九四七年而寫，也是為未曾知曉的後來而寫。
曆史天平上，多了一粒文化砝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