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毛起程前往莫斯科。據說臨行之前，出於禮貌或可能為了討好斯大林，毛同自己過去的政敵、當時還是中央委員的王明見了麵。然而，此舉並不成功，12月16日毛抵達莫斯科。他與斯大林的會晤，沒有多少熱情。斯大林問毛，為什麼占領南京後要拖延一個月之久才再攻上海?本來上海一周內就可以拿下來了。毛解釋說:“上海的糧食情況嚴重，早拿下來，就要解決另外600萬人的吃糧問題。”斯大林大聲地向他的隨從人員評論道:“這真是地道的農民邏輯。”以後的談判變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無成果，甚至可以說企圖在中國擴大蘇俄帝國的勢力。
(《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二九○頁)
毛澤東遭遇的冷落與尷尬，他與斯大林此時的隔閡、分歧，或許可以從他與斯大林的一張合影上找到印證。這張合影，拍攝於毛澤東出席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七十壽辰宴會時。他坐在斯大林右邊，正與斯大林一同鼓掌。可是，耐人尋味的是，兩人表情一樣的冷淡，凝重，沒有絲毫生日慶賀的喜慶與輕鬆，而像剛剛吵完架的互不理睬與各行其是。
如何告知國人?電文中的微妙
開始訪問莫斯科時，毛澤東沒有帶“談判專家”周恩來同行。與斯大林的多日僵持，樺樹林裏的無奈等待，令毛澤東承受著從未經曆過的另外一種精神折磨。在此情形下，他特地電召周恩來前來，由周恩來具體負責談判。
又是一場漫長的外交博弈。招式變化中，看不到外界所深信不疑的兄弟友誼，也看不到毛澤東在莫斯科走下火車伊始所表述的“良好的睦鄰關係”。談判最終有了結果，雙方於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個對新中國恢複元氣有所裨益但卻明顯帶有沙俄時代烙印的條約。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在《周恩來傳》中這樣寫道:
周恩來到了莫斯科後，花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勸說難以對付的俄國人簽訂了一批協議--這些協議形成了今後十年中國對外關係的基石。斯大林仍對毛澤東三十年代對待共產國際和與蘇聯聯係的方式感到憤怒。現在，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2月14日，他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其他的條約，這些條約肯定了蒙古的獨立地位，規定雙方聯合管理與俄國有著傳統聯係的鐵路與港口，並且對華提供一項為期五年的三億美元信用貸款。這些條件很苛刻。為了得到蘇聯承擔中國國防的義務與援助，周恩來與毛澤東不得不繼續忍受蘇聯在中國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義活動。這種義務和援助同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援助，甚至同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嗇的。
(《周恩來傳》，二六四頁)
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字裏行間可以看到，經過艱難談判方才簽訂的這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如何在國內予以公開報道與宣傳，身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從一開始就顯得極為慎重--可以揣測，慎重的背後，恐怕是擔心條約中的某些被認為帶有“半殖民主義”色彩的內容，過於敏感，引起民眾議論紛紛甚或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