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二九二頁)
誰會想到，高崗的顯赫即將消退，迅疾化為過眼煙雲。
身影消失
讓人們震驚的是，曾經備獲眾人好評和青睞的高崗，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被揭發和批判，隨後又竟然成了中共當代史上的第一個反黨集團--“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主角。
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高崗最後竟然是以選擇自殺方式而結束生命。韓素音寫道:
高崗遭到監禁，情況不明地在牢房內自殺了。毛公開責備迫使高崗自殺的人，認為這不是對待同誌的方式。但是，反高、饒的清洗開始擴大到全黨，成為一場追查“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的肅反運動，盡管這種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肅反運動一直持續到1956年底。
(《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三○二頁)
從此高崗的身影，跌落在人們的視野之外。
曆史起落，瞬息萬變。
高崗身影到底為何消失，是當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值得研究。如此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當然有著諸多極其複雜、極其微妙的原因。此處其他原因暫且不論，我更願意將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去世，看作一個頗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隨著斯大林的身影在共產主義陣營的消失，為他所青睞的高崗，其退場隻是早晚之事。不過讓人吃驚的是這一退場來得如此之快，結局如此之難以想象。
斯大林去世後，周恩來代表中國前去參加葬禮。英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迪克·威爾遜，在所寫周恩來傳記中，特意提到毛澤東沒有前去參加葬禮的這一情況，並就此展開一番議論。他認為斯大林的去世，對於中國領導人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解脫:
1953年3月，為蘇聯的斯大林舉行葬禮時，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人都聚集到蘇聯。許多人預料毛澤東會露麵，他現在或許會名正言順地聲稱是那個統治集團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寧願躲避在俄國人手下進一步遭到怠慢，因為這種怠慢是預料之中的，他早已領教過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訪問還從未得到任何蘇聯高級掌權者的回訪，更不用說他的兩位主要助手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那些訪問了。
在莫斯科的儀式上，他是站在蘇聯領導人之間的惟一外國人，而沒有和外國代表團在一起，當斯大林的靈柩離開時，周恩來迅速走在它的後麵，與蘇聯新的國家領導人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處於同樣的位置上。
周恩來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嗇之苦，這時，他一定對自己在馬克思主義世界中所給予的如此殊榮而感到高興，這種殊榮是他沒有預想到的。當他肅穆地走在這位暴君的遺體後時，他一定會想起他曾怎樣等候過來自這個人的遙遠的決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國同誌感到發抖;他也一定記得，斯大林是怎樣像一個摩天大廈上的警察指揮下麵的街道交通那樣指揮著中國革命的。
(《周恩來》，二七二頁)
威爾遜所論，事出有因。
在蘇聯麵前站起來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當朝鮮戰爭進入僵持階段後，周恩來曾又一次前往莫斯科訪問，請求斯大林對中國進行經濟援助，以彌補中國派兵朝鮮付出的巨大犧牲和損失。這一次的談判，與毛澤東當年的來訪一樣，依然不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