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把紅軍(指中國人民誌願軍--引者注)留在朝鮮境內，無情地消耗著中國的有限資源。1952年夏季，周恩來帶著國防專家前往莫斯科，強烈要求克裏姆林宮盡可能給予補償，中國人用鮮血在朝鮮捍衛著俄國的利益。據說，赫魯曉夫說話時以一種屈尊相就的態度將周恩來形容為“一個聰明靈活的、目前我們能交談的人”。通過幾個星期不停的爭論，周恩來說服斯大林同意放棄半殖民主義的特權。這些特權在第一次談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進一步增加蘇聯的經濟援助。不過，周恩來不能感到滿意。它的數量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與中國戰士，包括毛澤東的兒子做出的犧牲相等。
(《周恩來》，二七一頁)
《毛澤東傳》的作者肖特，在分析斯大林去世的影響時，還同時強調毛澤東派兵入朝參戰對中國地位上升而產生的影響。兩者相輔相成，改變著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格局:
朝鮮戰爭後，在毛的著作中，美國已不再是惟一的紙老虎了。中國對待蘇聯的態度也經曆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在製止北朝鮮的潰敗上，中國助了蘇聯一臂之力。斯大林的繼任人當對毛的新政權刮目相看，恐怕還得帶有一絲憂懼才是。倘若一個虛弱的中國尚且能夠如此英勇地行事，俄國的這個夥伴一旦壯大起來會有何許前程呢?對毛來說，莫斯科的股票已經下跌。俄國人不僅不地道地誘迫中國卷入一場它本想避免的衝突，而且他們還露出了靠不住和骨子裏虛弱的老底子。
從表麵上看，什麼也沒有改變。中國拚命爭取蘇聯的援助重建經濟。在1950年的冷戰中，它也沒有轉而求援的地方。但是，輕蔑仇視的種子已經播下了。
(《毛澤東傳》，三四九頁)
一切已經變化。北京--莫斯科，不再是《時代》當年所說的“軸心”狀態了。
一切，朝著有利於毛澤東和中國的方向發展:
赫魯曉夫與布爾加寧於1954年晚些時候來到中國，參加人民共和國五周年紀念日的慶典。這是克裏姆林宮的高級人物第一次訪問盟國中國，新的俄國領導人不僅要彌補他們過去的疏忽，而且把話題扯到了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棘手問題。他們同意從旅大撤出他們的軍隊，將過去雙方共同經營的聯合股份公司移交給中國，為中國的發展貸一大筆款，擴大科技合作等。
(《周恩來》，二八四頁)
隨著斯大林遠去，所謂“東方的鐵托”之預測，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意義。不過，曆史的奧妙常常在於去留之間的餘韻。
艾德禮在杜魯門麵前所發的“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分化俄國人和中國人，他們在遠東是天然的敵人”這番議論，沒有過時。幾年之後，中蘇兩黨的隔閡與矛盾終於浮出水麵。一九六○年之後，兩黨的理論分析與衝突，更趨白熱化。曆史行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蘇邊界烏蘇裏江的珍寶島上，中蘇兩國軍隊突然爆發軍事衝突，兩黨的分歧，儼然已演變為硝煙彌漫的主權之爭。此時，距毛澤東握別斯大林，離開莫斯科，幾近二十年;距高崗身影在政壇消失，整整十五年。
世事變遷，難以預料。身影起伏，恩怨滄桑，如何言說?(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