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戴維斯
(John
Davies
)，謝偉思(John
Service
)，雷蒙德·勒登(Raymond
Ludden
)--四十年代初期所有美國駐華使館人員，他們極大地影響了史迪威(喬大叔)，他把蔣介石叫做“花生米”，並要求向毛澤東的軍隊提供武器。他們讚賞中共，在官方報告中，描述中共是具有活力的進步的民主派;國民黨政府是敵人，是封建主義的黑暗、腐敗的政府。
約翰·文森特(John
Vincent
)--一九四五年擔任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在最佳位置上對我們的中國政策製訂產生巨大影響”。一九四四年夏天，文森特與拉鐵摩爾一起陪同華萊士副總統(他後來幫助指導馬歇爾將軍的中國使命)訪問蘇聯西伯利亞和中國。
幻覺破滅。厄特麗說，這些外交官“得到代表國務院親中共觀點的一批作家、教授、演講家的支持”，在這些宣傳家筆下，“中共首都延安充滿難以抗拒的魅力”，親共人士及反國民黨人士，四十年代形成一個小圈子，“喜歡在書評界紮堆亮相，周複一周，年複一年，許多關於中國的書用同一觀點(同樣的人)予以推介”，其中包括拉鐵摩爾、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的驚雷》作者);理查德·勞滕巴赫(Richard
Lauterbach
)(《東方的危機》的作者);哈佛大學曆史教授費正清(John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
)，兩位長期為中共辯護;《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斯諾，他在一九四四年寫道:“實際上，中國從來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即使在共產黨統治區也沒有。”
還有另外一些人也在此列。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盡管她被蘇聯驅逐(見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時代》)，但她仍然歌頌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外國政策協會的比森(Bisson
)，一位積極主張應該把共產黨中國“更準確地稱為民主中國”理論的領銜者;《民族》雜誌編輯馬克斯威爾·斯圖爾特(Maxwell
Stewart
)，他在一九四四年寫道，中共吸引所有“進步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
厄特麗總結說:“假象已經破滅，特別是當名聲依賴於持久時……那些指導美國對外政策的人，仍然相信這些假象……他們最終轉而反對蘇聯，因為莫斯科對美國抱有明顯的而又無法消除的敵意。但是……難以揮去的是，他們不會因為斯大林的歪曲而改變對共產主義是一種進步力量的信念……這妨礙采取一種務實的遠東政策……如孔子所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同上)
一本書，把“中國通”這個群體，綁在了“一個世紀的錯誤”的曆史戰車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