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這裏，司芬隨手拿起床頭小桌上的作文本。這是她利用課餘時間寫的，請馬湘凡看過，每篇後麵都有他的紅毛筆字批語。這些批語很能批在點子上，仿佛紅色路標引導著司芬不斷提高寫作能力。司芬的作文在全班女同學中一枝獨秀，各科總成績在女同學中絕對第一，全班前三名。
……司芬把作文放回小桌上，腦海裏又浮現出校門口的大字報。大字報講的那些事情，有的有點影子，有的毫無影子……想著想著，司芬躺不住了，她霍地起身，下樓梯出了家門。
五月的晚風，有點燥熱。司芬沿著沅河岸，向城西縣文化館職工宿舍走去。文化館五六名職工宿舍是一溜小平房，司芬徑直走到東頭，見崔紅真挽著袖子、褲腿，正在門前侍弄花。
見司芬來了，崔紅真臉上露出笑容：“進屋、進屋坐！”
“不了，說幾句就該去上晚自習了。”司芬說。
崔紅真放下手裏的活計，還是拉過兩把小木方凳。司芬隻好坐下：“看今天校門口的大字報了嗎？”
“什麼時候了？還能不看？”崔紅真苦笑了一下。
“有什麼看法？”
“傻瓜也看得出來，這是段保興操縱幹的。”崔紅真說著，從拉扯在門旁的鐵絲上取下毛巾，擦幹手上的水。
對崔紅真說的話，有人稱為一針見血，有人稱為刻毒，司芬持前種觀點。但是不是段保興操縱寫的，司芬沒深想過。
“你注意到沒有，昨天下午沒到教室的是哪些人，今天從早自習起沒到教室的又是哪些人。十二個團員中除了張建華、曾津、袁先誌外，其他的都沒來，青年中有四人沒來，大字報就是段保興糾合這些人寫的。今天沒來，是策劃新的大字報，明天一早保準貼出第二批大字報。”
司芬一聽，覺得他觀察、思考很仔細。
身材高挑、麵龐白淨、略顯瘦削的崔紅真，一不是班幹部，二不是團員，學習也不願太冒尖，考試排隊未進過前三名，也沒掉在十名之後。課餘時間，他按興趣自我發展，什麼書法呀，什麼花卉種植呀，有時還學點木活，說這是學點謀生手段，以後到社會上能混碗飯吃。
有人勸崔紅真積極靠攏團支部。崔紅真振振有辭：政治上要求進步，特別是入團，是件大好事，可入團要搞家庭情況調查，要開支部大會討論，調查也好開會也好，總要把我爹那些陳穀子爛芝麻的事拿出來抖擻一通，到頭來入不了團還要掃我的臉，這種抓屎糊臉的事我能幹呀？
“那你不能不爭取政治進步呀？”
“爭取進步？我是天生的罪人。我的罪惡是我爹傳給我的，這輩子能洗刷幹淨就不錯了。”崔紅真說得很激動。
段保興多次批評過崔紅真，甚至提到“對組組織不滿”的高度。但崔紅真在公開場合說話總是說小不說大，說遠不說近，沒被抓住過硬材料，不能把他怎麼著。
司芬認為崔紅真真誠、正直、有見地，逃逸現實的無奈之舉很大程度上是段保興造成的。而崔紅真認為司芬從不人雲亦雲，是個有思想的女同學。二人能談到一起，有人傳言他們在談戀愛，但也拿不到什麼真憑實據。
說實話，這般年齡的男女青年，還談不上正兒八經地談戀愛，隻是膚淺地懂得了這種事，而且因為剛剛懂得，便更加珍愛這種感情。但是，他們都知道，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過分親密的交往，如果讓人抓住真憑實據，形成一定的輿論，那就別想過安寧日子了，特別在段保興手下。他們在這方麵確實沒說過什麼話，沒有做過什麼事，隻有很重要的事需要商量才會相互一找。
今天的事，使司芬覺得非找他一談不可了。
司芬講了上午段保興找她的情況，崔紅真的臉上現出苦澀。
“他們真要把馬老師打成反革命？對一些事情看法不同就這樣做……”司芬問崔紅真。
崔紅真不假思索：“同學中沒有人恨馬老師，但段保興肯定要將馬老師置之死地而後快。段保興總想利用某些社會傾向，在政治上撈點什麼。”
司芬自言自語：“我覺得，把一個好人打成反革命，扼殺了政治生命，與肉體上傷害人一樣狠毒、殘忍。”
“我感同身受。”崔紅真點點頭。
“我們該怎麼辦？我不是說對段保興，對他，不跟著跑就行了。我是說對馬湘凡老師該怎麼辦？”司芬問。
“馬老師呀？”
“對，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司芬注視著崔紅真。
崔紅真依然不假思索：“不說好，不說壞。”
“什麼？”司芬很驚訝。
“不說好，不說壞。”崔紅真說得很肯定。
“怎麼能這樣呢？你是不是對馬老師有看法？”司芬問。
“無論人品還是水平，馬老師都是沅城一中最好的。對於我來說是大恩人。我這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兒子能在沅城一中把書讀下去，能讀到高二，馬老師沒少給我幫助、鼓勵。”
“那你……”司芬蹙眉。
“隻能這樣。”崔紅真說得很平靜，“政治運動，上麵想整誰就是誰，想怎麼整就怎麼整。老百姓有啥辦法。”
這是崔紅真生活中悟出的結論。崔紅真的父親就一九五九年反右時是縣委宣傳部長，不忍一批部屬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認定為立場不穩，降為縣文化館長。後來又因說過“沅城縣大煉鋼鐵得不償失”，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父親的遭遇，在崔紅真的心上留下了永遠難以痊愈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