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派裏大都是平民百姓呀！難道‘文革’追求的就是一種新的對立和壓製嗎？”
……這次交談後，崔紅真對“聯派”的各種活動不那麼積極了，遇事也能多想想。
司芬很少參加活動，但沒虛度時光。誰也沒搞清她從哪裏找了一些書，有中國四大古典名著，有俄國的、蘇聯的小說，躲在自己的小閣樓裏看。這些書，有些過去看過，有的新讀，打開了一扇認識世界的窗戶。後來有人說，讀這些書使司芬與現實更加格格不入了。
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各地紛紛建立革命委員會，沅城也勢在必行。
此時，“造反指揮部”策劃了一個大動作：組織民兵進城鎮壓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所打殺的，都有“大聯合司令部”的背景，是“聯派”成員的親戚、朋友，或者是觀點傾向“聯派”的，其用意十分明顯，將“聯派”打下去，實現一派掌權的目的。
以老師、學生為骨幹的“大聯合司令部”，幾無還手之力。為了躲避武鬥，有的躲在家裏不敢出門，更多的逃到外地。一個看似能呼風喚雨的龐大組織，一下子如嚴冬沅城街頭的梧桐樹，七零八落了。
傍晚，陰風陰雨，崔紅真急切地敲開了司芬家的門，說他們要到省城避難，要司芬一起走。
司芬搖搖頭，母親近來一直低燒，查不出原因，不能丟下不管；再則“造派”這樣幹，是為了把“聯派”打下去，以便獲得更多的權力，自己沒有參加過多少“聯派”的活動，與今後誰掌權都無關係，“聯派”再傻也不會把自己怎麼樣。
司芬從衣兜裏取出十元錢，讓崔紅真帶上，崔紅真推托。
“窮家富路，說不定能用上。”司芬說著，將錢塞進崔紅真的衣兜裏。
以前再艱難，還沒到逃命的境地。崔紅真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沒掉下來。
崔紅真他們逃離的第三天，武鬥進一步擴大。出乎司芬的預料，哥哥司奎被進城的農民抓住，活活打死在縣食品加工廠的門口。
在縣食品加工廠，初中畢業就算文化水平高了，老實巴交、一說話就有點結巴的司奎被推選為“聯派”“井岡山”戰鬥隊的隊長。但他每天上班下班，很少參加兩派的爭鬥。多年後才搞清楚，有個“造派”的小頭目看上了司奎的未婚妻。司奎的未婚妻是個二十歲的哈尼族姑娘，食品加工廠的臨時工，和司奎一樣整天就知道幹活。這個小頭目挑唆不明真相的農民將他打死了。
司芬和父母是四五個小時後才得知消息的，三人趕到食品加工廠門口，看到司奎身上蓋著一塊草席。病中的母親當即昏厥，父親說不出話來，渾身上下顫抖。司芬沒有淚水，麵無表情。
司芬托人買了口棺材，將司奎葬在離沅城不遠的一座山上。出殯那天左鄰右舍去了不少人，“造派”對此噤若寒蟬。
司奎下葬後的第二天，司芬到了沅城一中。此時“聯派”戰鬥隊的辦公室有的被“造派”查封，有的被砸了玻璃窗，有的關門閉戶。司芬打開一間，找出紙筆墨硯。
司奎下葬後的第三天，沅城的幾條主要街道上出現了大批的大字報、大標語：“打人殺人違背‘十六條精神’”、“殺人者，運動後期必定要償命”……後麵署名都是“司芬”。有一條大標語貼在沅城最熱鬧的地方——百貨公司門口：“如果我被暗害，主謀必是‘造派’派頭！”落名仍是“司芬”。
人們被震驚了，不管“聯派”還是“造派”。
晚上，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司芬的父親、善良得連隻螞蟻都不願踩死的漢子，掄起扁擔，站到門後。兒子被人打死了，誰再來傷害女兒，他就要和誰拚命了。
門外傳來輕輕的聲音：“我是馬梅！”
父親知道馬梅是司芬很要好的同學，放下扁擔，拉開門。馬梅閃身進屋，徑直上了小閣樓。躺靠在床上的司芬見馬梅進來，吃力地起身拉開了電燈。
“芬芬，怎麼還寫那些大字報大標語呢？太危險了！”馬梅說。
“心裏想寫，不寫難受……”司芬很淡定。
馬梅把掛在房柱上的挎包摘下：“趕快到外地去避一避。”
兩派成立後，馬梅和高六七班大多數團員加入了“造派”，但她很少參加過“造派”的活動，與司芬往來依然很多。
司芬搖搖頭：“我哥……媽又病了，我怎麼走呢？”
“你走吧，我來照顧大媽，你放心。”
司芬苦笑著搖搖頭。
馬梅勸說了半天，見司芬不為所動，便說：“那你住到我家去，別人不會知道。”
司芬想了想，仍搖搖頭。
馬梅勸說不了司芬，便說：“你媽心髒不好，我有個親戚在醫院藥房，我讓她給找了些藥。”馬梅說著下了樓，司芬也起身下了樓。司芬媽睡著了。馬梅將藥交給司芬。
……說來也怪，司芬的這一舉動，出人意料地產生了震懾作用。
打人殺人是燃遍沅城的野火，司芬的大字報大標語是一場瓢潑大雨；沅城有一半的人發瘋了，司芬的大字報大標語則是清醒劑；派戰中的英雄退卻了，司芬站出來了。
多年後有人傳出，“造派”派頭也想過對她采取“特別行動”，但誰也不敢動。司芬的大字報已經將指向說得很明白了，她要有個三長兩短，終歸有一天會查清誰是幕後指使者的。“造派”隻能采取封堵的辦法，將司芬的大字報大標語覆蓋了。
幾十年後，談起沅城這段瘋狂野蠻的曆史，不論哪一派的人都認為，如果說沅城“文革”中還真有英雄的話，這個英雄就是司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