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後，我終於寫起拾破爛人的故事了。
但我沒有想到，寫起來卻是那樣的不順手，因為我總是想象著我和劉高興、白殿睿以及×××的年齡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農兵上大學那個偶然的機會進了城，我肯定也是農民，到了五十多歲了，也肯定來拾垃圾，那又會是怎麼個形狀呢？這樣的情緒，使我為這些離開了土地在城市裏的貧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種種歧視而痛心著哀歎著，一種壓抑的東西始終在左右了我的筆。
我常常是把一章寫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寫，寫了再撕，想為什麼中國會出現打工的這麼一個階層呢，這是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無奈之舉，權宜之計還是長遠的戰略政策，這個階層誰來組織誰來管理，他們能被城市接納融合嗎？進城打工真的就能使農民富裕嗎？沒有了勞動力的農村又如何建設呢？城市與鄉村是逐漸一體化呢還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貧富差距？我不是政府決策人，不懂得治國之道，也不是經濟學家有指導社會之術，但作為一個作家，雖也明白寫作不能滯止於就事論事，可我無法擺脫一種生來俱有的憂患，使作品寫得苦澀沉重。而且，我吃驚地發現，我雖然在城市裏生活了幾十年，平日還自詡有現代的意識，卻仍有嚴重的農民意識，即內心深處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裏替我寫的這些破爛人在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寫越寫不下去了，到底是將十萬字毀之一炬。
我不寫了，我想過一段時間再寫。恰好這一段時間發生了一件特大的事，幾個月就再沒去摸筆。事情還是出在老孫的那夥拾破爛的同鄉裏，一個老漢，其實比我也就大那麼幾歲，他們夫婦在西安拾破爛時，其女兒就在一家飯館裏端盤子，有人說能幫她尋一個更能掙錢的工作，結果上當受騙，被拐賣到了山西。老漢為了找女兒，拾破爛每當攢夠兩千元就去山西探，先後探了兩年，終於得知女兒被拐賣在五台縣的一個小山村裏。老漢一直對外隱瞞著這事，覺得丟人，可再要去解救女兒時沒了路費，來借錢，才給我和老孫說了。我和老孫埋怨他出了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及時報案，也為什麼不給我們說，而且憑你單槍匹馬一個人去能把人解救回來？我們當即帶他去報案，但他租住地的派出所卻以他不是當地戶口為理由不理睬這事，是老漢和他們吵了一場，案是報上了，派出所卻強調要讓去解救可以，但必須提供準確無誤的被拐賣人的地址，並提供最少五千元的出警費。
為了確鑿地址，老漢再次去了五台縣，我們給他出主意，叮嚀如果查訪到女兒，一定要穩住那家人。十幾天後他回來了，哭著給我們說：我隻說咱商州窮，五台縣的深山野窪裏比咱那兒還窮，一年四季吃不上白饃。咱女兒年紀那麼小，整天像牲畜一樣被繩子拴在屋裏，已經給人家生了個娃了……他哭，我和老孫也流眼淚，拿了錢去給派出所，派出所卻說當時警力不夠，要等一個月後才能抽出人手。我和老孫又聯係老孫老家的派出所，那裏的派出所有認識的人，派出所長答應親自去解救，花銷還可以減到三分之二。幾番折騰後，組成了解救隊伍就出發了。那個晚上，按計劃是應該到了五台縣的村，被拐賣的女兒能不能見到，那家人和村民會不會放人，可能發生械鬥嗎，去的車輛夜裏走山路能安全嗎，我和老孫心都懸著，一直守在電話機旁，因為事先約好，人一解救出來就及時通報我們的。
九點鍾沒有消息，十點鍾沒有消息，十一點了還沒有消息，老孫拿出一小筐花生，說：應該沒事，派出所長有經驗，他解救過三個被拐賣的婦女哩。我們就以吃花生緩解焦慮，但花生已吃完了，花生皮也一片一片在手裏都捏成了碎末，十二點電話仍不響。我說：電話是不是有毛病？檢查了一遍，線都好著，拿手機打了一次，立即就響了。老孫的母親一直也陪著我們，七十多歲的人了，緊張得就哭起來，說那女兒多水靈的，怎麼就被四十多歲的醜男人強迫著做媳婦生娃娃，如果這次失敗了，肯定人家就轉移了那女兒，那就永遠不得回來了！老孫說：你不要說麼，你不要說麼！他母親還在說，老孫就躁了，母子倆都生了氣，屋子裏倒一時寂靜無聲，隻有牆上的鍾表嗒嗒嗒地響。到了十二點二十一分，電話鈴突然響了，老孫去接電話，老孫的母親也去接電話，電話被撞得掉在了地上。電話是派出所打來的，隻說了一句：成功啦，我們正往溝外跑哩！我和老孫大呼小叫，驚得鄰居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咚咚地過來敲門。到了一點，老孫說他想吃一碗麵條，他母親竟然就擀起麵來，結果老孫吃了兩碗，我吃了兩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