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夜家
研究管理就是研究人。這其中觀察和研究企業家最有意思，因為從他們身上細微的變化，可以管中窺豹看到企業管理的整體趨勢。大致上說來，在中國做事的企業家，其生活方式的變化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企業就是家”階段；第二，“企業不是家”階段；第三，“企業為大‘家’”階段。
在2004年以前，由於剛剛經曆了亞洲金融風暴或者在這場危機後創業，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很高，大部分的本土企業家都處於“企業就是家”階段，100%的時間和精力都投注在企業活動中，基本上無法做到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一位著名的房地產創業者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這樣說：什麼叫企業家？心裏事太多了、身上病太多了，上半夜睡得著、下半夜睡不著，老是起夜，這就叫“起夜家”！
在這一階段，大部分的企業都常年不執行雙休日製度，甚至有的製造型企業一年隻有一個春節假期。但是，人們對此很少有異議，因為企業家自身也是采取這樣的節奏。企業家在公司以外的所有活動也是圍繞著企業事務來轉的：吃飯是為了應酬，喝茶是為了應酬，打球還是為了應酬。在這樣的生活節奏影響之下，當時的企業家們肝火旺的多、脾氣好的少，“三高”的多、健康的少。當然，最大的影響是家庭生活，如今五六十歲的一批企業家，普遍忽略對孩子的教育和溝通，因為十年前，孩子們進入青春期時，他們正處於“企業就是家”的階段，沒有時間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長，因此如今孩子們普遍成年、進入社會之後，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對子女成才情況有所遺憾，這也是導致“富二代”現象的一個重要誘因。
2005年前後，開始批量性地進入“企業不是家”階段。經過幾年甚至十年以上堅持不懈的奮鬥，企業家開始進入一種不易察覺的職業倦怠期。同時在一段時間內集中發生了很多企業家過勞死等事件，嚴重刺激著人們繃緊的神經：2004年3月，北京大中電器有限公司總經理胡凱因心髒病突發搶救無效逝世，終年52歲；2004年4月，愛立信中國總裁楊邁猝死，終年54歲；2004年11月，改革開放的風雲人物、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突然逝世，年僅38歲；2005年9月，網易代理首席執行官孫德棣猝死，年僅38歲……
以上種種，令企業家忽然對自己的生活質量嚴重不滿起來，因此產生了強烈的補償心理。在這一階段，企業家們開始嚴格地分離自己的生意和生活，以自己“不管公司”為榮，並且積極地向公司以外尋求個人空間。如果我們翻開那一時期的財經媒體，一定可以發現，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好像一夜之間變“洋”了：集體打高爾夫球，集體去登山，集體出自傳，集體出席各種類似“贏在中國”的秀場。
企業家仿佛試圖證明，除了企業經營本身，他們還有更大的空間來體現個人價值。但是，當我們今天回頭來看，人們認定“企業不是家”的方式似乎有些矯枉過正，生意與生活的分離也相當生硬，以上種種的新生活方式也是作秀多、體驗少，企業家被嚴重地娛樂化和眼球化，這群中國最精明的人仿佛進入了另一種集體無意識。
時間發展到2008年前後，改革開放30年的錘煉對企業家的生活方式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批優秀的本土企業家開始真正進入“由富轉貴”的階段。也是因為金融危機的客觀壓力，企業家普遍重新回歸企業經營本身，但是這一次回歸有了不同的使命：他們開始清醒地意識到“大我”、“超我”的存在，對企業經營的使命也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企業不再是屬於某一個人的，企業實際上可以成為廣泛行善和改善社會的工具。
在獲得了驚人的個人財富之後，繼續經營企業的意義究竟在哪裏？最優秀的一批企業家找到了答案：企業為大“家”——在企業以外，有著更大的使命、更高的秩序和更廣的世界。於是，我們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殫精竭慮推進著企業國際化的同時，身體力行地參與到各種慈善活動中來，企業家參政議政、擔當意見領袖的熱情和能力更加提升。
也許，從“韋爾奇熱”轉為“稻盛和夫熱”就特別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中國企業家們關注的焦點終於從韋爾奇式的明星企業家，轉向稻盛式的靈性企業家。稻盛在經營過程中對信仰的探索、對立場的堅守、對生活的簡化，都深刻影響著今日的中國同行們。
英雄的出處
英雄莫論出處，流氓不論歲數。後者是真理，因為無論老流氓還是小流氓，耍起滾刀肉來，套路都差不多。前者則未必。因為，一個人的出處，本身就是人性DNA的一部分。特別是當一個人從默默無聞成長為一個主流世界裏的英雄時，命運就像一名神秘的文身師，他所有的經曆和對經曆的演繹都像一個不斷被延續刻畫、逐漸成形的文身。而其最早的出處，往往就是最深最深的烙印。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試圖用新的文身掩蓋這個烙印，而另外一些人，則更願意用文身來襯托它。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像朱元璋那樣喊一嗓子：“予本淮右布衣，天下於我何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