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生命裏隻有兩個路口是我自己做的安排，第一次讓我明白了我可以選擇‘殊途’去走向‘同歸’，而第二次，就是我遇見你的那個路口。艾瑟夫，你還記得不記得是哪個路口？”
他一手捧起我的臉，然後把他的刀子放到我的手裏，再捏著我的手刺入他的胸口。他一個人完成了我們對彼此的殺害。血是黏稠的，溫熱的，它已經帶著生命所有的可能傾流而下了，但艾瑟夫的聲音仍然那麼輕，像是波瀾不驚的海麵，“世紀末廣場前的路口，是不是？琉。我記得。”
是的，我們都記得。
世紀末廣場前的路口那麼狹窄，一點也不像山窮水盡後會豁然開朗的選擇。但我也從不知道我山窮水盡後的選擇會是豁然開朗的。在過去，除開那僅有一次的安全的“背叛”，我再沒有那麼為所欲為過。我總是小心翼翼，因為寄人籬下，因為父母雙亡，可我不爭氣，讀書這門耗費腦子的事我沒能做好過，而“努力”這個詞在“天賦”麵前也隻是一道孱弱的維係。維係這個詞的發音像是無能為力地從齒縫裏呼出一道風，二氧化碳擦過牙齒，在撕磨中被送出去，像是活祭品。而我奉獻出去維係一切的努力，也被歲月無能為力地吞噬幹淨了。我高考成績不怎樣，念了個不光彩的大專，然後匆匆忙忙畢業。之後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三流的小公司做會計。其實我大學學的是英文，但我去應聘文秘的那一天，他們剛剛訂好了人選，離開的時候我在走廊聽見房間裏的爭吵“不就是個統計賬目的事，找誰誰不能做”，然後我就返身回去，毛遂自薦了這一份跟我完全不沾邊的事。代價隻是，薪水比普通會計低。
有什麼關係。
我一直理解代價。
就像是理解我那個刁蠻任性的妹妹，她每次作業都能拿高分，但她每次考試都在及格邊緣徘徊，她照例能跟她的爸爸媽媽——我的伯父伯母提一些過分的要求。像是“我想去學花樣滑冰”，像是“不如買塊滑板給我吧”。伯父伯母拿她的成績壓她，她就笑得不屑一顧地看我一眼，“考試的題目我都會，每次作業裏不都有嗎？我就覺得老翻來覆去做同一個題很沒意思，所以沒答。”是的，其實她會，但她每次作業都是我寫的。我們有一個秘密協定，她每個月分出三分之一的零花錢給我，我替她做所有的作業。我高考的前一天她們老師也很不客氣地給她為期四天的假期布置了一大堆作業，本來我可以考完再寫那些作業，但她第二天跟同學約了出去玩，而她跟她爸爸媽媽之間的約定是，不寫完作業不能出去玩。
沒什麼。
我在高考時試圖強打精神。但精神對於肉體是薄弱的。精神隻是容器，而肉體是你一切的一切的承載。而渴睡的感覺就像是醉酒，雖然我從沒喝醉過，但那陣悠遠迷長的恍然讓我認定那就是醉酒的感覺。試卷閃著白光，模糊得開始發亮的白光，任何字我都看得清楚，以至於該寫下什麼答案我也覺得我明白。但昏睡就是這樣一種“自以為是”的狀態，我這樣迷糊掉了兩個小時裏的半個小時，睡意陡然消失了，時間卻沒了。一切都逃得很快，就像從來沒有抵臨我的命運那般。
誰也不知道我是如何辛苦地走向一無所有，而我又找不到我的敵人。一切都是被設計好的陷阱，我走進了第一個，就無法不走進第二個。我的爸爸媽媽死了，我必須繼續活著，我必須討好他們，我又必須在討好他們的同時得到一點自己的自由，於是我的高考失利了，但我不可能厚著臉皮讓他們再給我多出一年的複讀學費，所以念一個無聊的大專，再不得已先找到一份工作，你看，我就是這樣，為著“活著”我一直百般遷就。一直到妹妹高考結束，炎熱的夏天我擠七站公車回到家，推開門妹妹還在嚷嚷“哇，那個新聞好恐怖啊，那一家四個人都被殺死了呢”，伯母白了妹妹一眼“那你晚上就少穿那麼少出去亂竄”，妹妹吐吐舌頭“媽，人家那是一家人被仇殺，不是街上隨便找一個女孩謀殺”，我在這些聲音裏走進廚房擺碗筷，這時伯父忽然回來了。他所有的提早回家都是有喜訊的，但那個喜訊是我也沒有想到的——妹妹考上大學了。是的。本科。誰都知道大學校長跟伯父是同班同學。而伯父拿回來的信封上沒有郵戳。但錄取信倒真是措辭嚴謹毫無紕漏。這就夠了，誰會在乎一個郵戳的有效性，誰會在乎努力的回報究竟是在一封千裏迢迢來尋找你的信件上，還是你自己從回報手裏拿回來的無需郵寄與過程證實的結果。
誰也不在乎。
夜裏我們和和睦睦地吃著晚飯，伯父甚至又開車出去買了幾份加菜。妹妹一邊心不在焉地吃著，一麵發短信給她那幫朋友們。真好。她可以完全無後顧之憂地再出去慶祝一次。她出門之後這個家又安靜了。電視是一隻百般情緒的盒子，無論何時都有對應心情的演出，五光十色，堂而皇之，並且有那麼多人為它肝腸寸斷。但伯母看著看著又在沙發上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