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上看，吳宓對五四的看法，跟國內一班兒看到女子剪發、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國粹派老朽們，沒有什麼區別，其過敏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我們還沒有聽說，國內有哪個遺老遺少因為新文化運動而想到過自殺。不過，吳宓的牢騷，畢竟跟衛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裏，大抵因為在美國校園裏見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戀愛、未婚同居、下課攜手鑽樹叢、赴“桑園之約”的景象，社會上也有。在中國人看來，太多離婚通奸、尋妓作樂之事，但年少力壯的自己，卻什麼都不敢做，若幹年中，“不得與女人相見，雖欲一睹驚鴻之過影，一聆嚦嚦之鶯聲”，“亦勢所不能”。因此夜思夢想，未免“氣憤愁慘傷懷”(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時卻發現，美國也有相當多的知識界人士，對此現象很是反感，視為病毒，於是，他的這種氣憤愁慘傷懷，多少變得有點正當了，反過來發現國內的新文化運動，倫理批判、個性解放的結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國現實一樣。因此，在他看來，所謂新文化的“新”，其實是學了西方壞的東西，等於把垃圾引進來。
胡景翼曾任陝西督軍陳樹藩的團長，後來參與組織有國民黨色彩的靖國軍，跟督軍對著幹:直皖戰後，歸屬直係，為直係偏師的一個師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跟馮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國民軍，為第二軍軍長，也算是一個民國知名的軍閥。五四運動當口，他主掌陝西靖國軍，在陝西跟皖係的陳樹藩對峙。
按陳誌讓的說法，北洋時期的軍閥，在文化觀上，多屬於保守陣營。胡景翼雖然去過日本，跟國民黨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對皖係，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但是卻攻擊說，徐母的死是因為徐樹錚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他還崇拜關公，但是對時事頗為關心。在五四政治運動爆發之前，他不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頭記索隱》，而且還知道陳獨秀，“然對陳獨秀輩之說，亦不覺為是，而覺其放誕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裏，陳獨秀不過是個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雖然對陳獨秀不以為然，但五四運動卻在胡景翼日記中留下了很多痕跡。由於北京政府的封鎖，也由於陝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從《益世報》上看到運動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學潮，上海的響應，蔡元培的辭職。由於不明巴黎和會上的真實情況，他認為首席代表外交部長陸征祥“可斬也”，“否則外交亦無進步，而人以為賣國為常事矣”。此時，他對於五四運動，基本上還是抄報紙，沒有多少自己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