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落實政策回城後，我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這希望是“玻璃瓶子裏的蒼蠅，前途是光明的，就是沒有出路”。我試圖尋找招工的機會，但一次也找不到，萬般無奈，我想到了頂職。當時父親還沒有平反，無“職”可頂，隻能在母親的單位想辦法。
母親的父親陳國棟早年畢業於北京某法律大學，先後在安徽、湖北武昌、黃岡和恩施等地的法院任職，最後任老河口法院院長。外祖父重視女孩的教育，母親得以上學。時值抗日戰爭期間，學校經常轉移或更換，學習斷斷續續，但她最終仍然讀完了高中。當時高中的含金量，不亞於現在的碩士研究生。
但這位“碩士研究生”長期從事的卻是簡單的體力勞動。最早雖然在鐵路辦的紅專學校教過幾年書，但那多為臨時性質的義務勞動。後來由於經濟拮據，改到長沙鐵路家屬生產隊當臨工，搞搬運，即將火車上的貨物扛下來，把車站倉庫的貨物抬上去，完全沒有機械，全靠肩扛手提。每次上班之前，她都口裏念念有詞地清點一番她的勞動用品：帽子、毛巾、口罩和手套。接著從鐵路退出去，改到長沙北區搬運站工作，變成了集體工，仍然是搞搬運，但搬運的範圍不再局限於鐵路車站。幾年後，搬運站變成了長沙市第四運輸公司。
長沙市第四運輸公司仍然是市內搬運性質，其工作部門大致分為三塊：其一，汽車運輸，公司有十幾輛汽車。汽車市內運輸雖然省力，但折舊、維修、養路、保險和汽油等支出較大，這一塊實際是虧本的。在汽車並不普及的當時，汽車駕駛員屬於公司貴族，每一名司機來路都不簡單，不是領導子女，便是關係戶親戚。如果頂職成功，這個職位不要夢想。
其二，搬運，就是簡單的貨物裝卸工作。裝車卸車是他們的主業，運輸公司實際上就是從這一塊業務發展起來的。社會上有這樣的工作需要，於是就有了這樣的搬運工，後來，政府將這些搬運工組織起來，就是最初的搬運站。母親屬於這一塊，與幾十個人一起，專門負責一個煤場的卸煤。母親她們將開進煤場的火車上的煤卸下來，再用扁擔和箢箕將煤挑到遠一些的空地上，堆成一座座矩形的大堆。卸煤挑煤的幾乎全是中年婦女，她們戲稱自己為“煤婆”。下班回來，她們除了牙齒是白的，其他部位與煤都是一個顏色。
其三，板車運輸。板車是一種人力拉的運輸工具，有兩個輪子，可載貨半噸甚至一噸左右，那個年代市內運輸的主要交通工具。形象點說，將畜力大車縮小一半多，將駕轅的馬換成人，那就是板車。這是運輸公司中最苦、最累的一個活，而我如果頂職，肯定當不了汽車司機，也不能當煤婆，隻能當“拖板車的”。
“拖板車的”必須起早，天亮之前起床，早早在倉庫、車站、碼頭等處等候，爭取在清晨之際即能拉上幾趟貨。因為清晨天氣相對涼快，柏油馬路比較堅硬，此時拉板車運輸，事半功倍。太陽升高以後，路麵被太陽曬軟，車輪陷在曬軟的柏油路上，拉起來就會費勁許多。
晴天拉車不易，下雨天拉車更難。裹著一件破雨衣，那一身雨、一身泥、一身汗的，別提多狼狽。道路不可能總是平的，有下坡就必有上坡，拉著載重的板車走上坡，那真是一步一叩首。有時即便一步一叩首，車子也未必能前進，需要人幫忙才能上坡。
少年時代的我，為了掙點小錢，經常於假期呆在坡下守候，幫“拖板車的”推板車上坡。幫他們推一個上坡，掙個三分錢或者五分錢的。也有不僅僅推上坡的，幫他們從起點推到終點，一角錢或者兩角錢等等。因此，對板車，我並不陌生。
“拖板車”屬於重體力勞動，又髒又累，應該是城市中最差的工種之一，與掏糞和清潔等工作差不多。如果在城鎮中貼出“拖板車”的招工廣告，相信城鎮戶口的青年人大多不會前來問津。隻要還有另外一線希望，誰願意去當“煤婆”，誰願意去當“拖板車的”？
我那時候差不多絕望了，隻要能回城，幹什麼都行，拖板車就拖板車。“拖板車的”盡管又髒又累，但幹活往往計件，如果舍得吃苦，比那些輕鬆、幹淨的工作多掙一點錢也有可能。
母親那年五十出頭，幹重體力勞動已經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應該退休了。她已經有了兩次勞動負傷的曆史，一次是裝卸汽車時貨物太重閃了腰，吃了幾個月的傷藥；還有一次從煤堆上摔下來，摔傷了腿。盡管如此，老人家仍然不願意退休，勞動雖然辛苦，卻可以多掙幾塊錢，但為了兒子能從農村回來，她沒有其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