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當老二，也是一種策略。老大最怕有人超過他，往往不惜一切手段打擊和扼製，不叫老二跟上來；老三老四也往往首先把目標對準老二，以便把他拉下來自己取而代之。所以老二的日子是很不好過的。這時，如果你表個態，不爭第一，甚至還要同情第一，保護第一，老大就可能不恨你，不防你，你就可以保存精力，臥薪嚐膽了。甘當第二，還有一個理由。像方太的市場定位是中高檔，而中高檔消費階層不可能占大多數，從市場占有率來講，市場份額就相對比較小。能長久當老二，就是一個成功者、勝利者。
茅理翔這種甘居第二的態度，同樣是老子"不爭"的智慧。然而這種智慧對於企業來說，卻能使企業不急於求成，走穩企業發展道路上的每一步。把根基立穩了，實力自然就上去了，便不會出現類似秦池酒廠這樣的"空架標王"了，在客觀上可以稱它為一種"不爭"中的勝利。
進一步而言，老子的"不爭"並非是消極我們的頭腦，而是讓我們能夠以冷靜的心態麵對那些沒有意義的紛爭，省出更多的時間做那些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事。老子的"不爭"正是讓我們不要去爭一時的高下，而是積蓄力量去爭取人生更長遠的成功。
有些人做事時，表麵上看上去轟轟烈烈，然而這些人大部分"雷聲大，雨點小"、"說得比唱得好聽"，就是見不到辦事的效率，所以我們在生活中鄙視這類人。
在這個社會上，做事太張揚，太露雖然能夠顯得自己高人一頭，然而卻能引來眾多人的妒忌，讓別人也更關注自己的一舉一動（確切地說是更關注我們的失誤），這樣就會給日後自己的工作帶來眾多的壓力和不便。
清朝皇帝雍正也曾這樣認為："但不必露出行跡。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雍正不但是嘴上這麼說，在他的執政生涯中也是如此做的。
在雍正皇帝之前，曆代王朝都以宰相統轄六部，權力過重，使皇帝的權威受到了一定影響，如果一個君王有手腕駕馭全局，使宰相為我所用，這當然很好，但如果統領軍隊的宰相超權行事，時間一長便很容易與皇帝、大臣們產生隔膜和分歧，很容易給國家添亂子、造麻煩。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在雍正即位之初，雖然掌管著國家的最高權力，但舉凡軍國大政，都需經過集體討論，最後由皇帝宣布執行，不能隨心所欲自行其是；權力受到了製約，皇位受到了挑戰。雍正設置軍機處，正是把自己推向了權力的金字塔頂端。簡單地說，就是皇帝統治軍機處，軍機處又統治百官。
軍機處還有一種職能，即充當最高統治者的秘書的角色，類似於情報局，有很強的保密性。軍機處的由來，是在雍正七年(1729)六月清政府平息準噶爾叛亂時產生的。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統領有關軍需事務，嚴守軍報、軍餉等軍事機密，以致兩年有餘而不被外界熟知，保持了工作的高效運轉和戰鬥的最終勝利。
雍正對軍機處管理得特別嚴密。他對軍政大臣的要求也極為嚴格，要求他們時刻同自己保持聯係，並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隨時召入宮中應付突發事件。軍機處也會像飄移的帳篷一樣隨皇帝的行止而不斷改變。皇帝走到哪裏，"軍機處"就設在哪裏，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現場辦公。雍正對工作、對百官自有一些看法，善於察言觀色，去偽存真地選用人才。在當今，雍正的這些創造，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工作當中，並產生了不可低估的社會價值。
雍正的第二大特點是對軍機處的印信管理得非常嚴密。印信是機構的符號和象征，是出門辦事的護身符和通行證。軍機處的印信由禮部負責鑄造，並將其藏於軍機處以外的地方，派專人負責管理。當需用印信時，必須報告皇上給予批準，然後才能有軍機大臣憑牌開啟印信，在眾人的監視下使用，以便起到相互製約的作用。
設立軍機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每辦一件事情，或者有關的奏折，要經過各個部門的周轉，最後才能夠送達皇上。其中如扯皮、推諉、拖遝的官場陋習使辦事效率極為低下，保密性能也差，皇上的旨意無法貫穿始終。而自從設立軍機處以來，啟動軍機大臣，擺脫了官僚機構的獨斷專行，使雍正的口諭可以暢通無阻地到達每一個職能機構，從而把國家大權牢牢地控製在自己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