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同誌到底心急，就在這裏插話道：“有誌者，事竟不成。——就是指的化學？”
司徒老先生好像預料到他會有這一問，不慌不忙地搖頭笑道：“不，哪裏會這麼簡單？其實說起來，我當時也無誌於化學呢。後來，誰知道我不曾認真去做的事情，卻越做越順利。首先，別人瞧著我隻拿錢、不作事，有時候甚至連錢也是愛拿不拿的，都以為我不是新雀子，都以為我是老於官場的狐狸精，因此都十分尊重我。其次，我偶然跟外國人辦了一次交涉，據說效果極好，因此把我提升做市政府的洋務秘書。大家又以為我不知道有多麼精通洋務呢。最後，也是大家最猜不透的是我不管浙軍得勢也好，不管奉軍得勢也好，我的職位不但沒有風險，並且相反：換一個老板，提升一級。後來國民革命軍到了上海，大家以為我這回一定倒了，誰知我照樣提升了一級。大家都服了。大家都拿欽羨的眼光瞧著我，在揣摩我的靠山不知大到什麼樣子。我成了一個少年得誌的新派官兒。別人都說，照這樣幹下去，坐上市長那張椅子，也不過十年、八年的事兒。連我一個素以神通廣大出名的叔父都說：‘此乃司徒家千裏駒也。’這個時候……命運嗬命運。……現在，誰都知道那是唯心主義。但是當時，知道的人是不多的。而且你除了拿命運去解釋之外，簡直不可能做別的解釋……”
聽到這裏，端木同誌簡直抓耳扒腮，躍躍欲動，就是諸葛同誌也按捺不住了，插嘴說道：“難道你從此就誌在青雲了麼？”我知道諸葛同誌猜錯了，隻微微笑著。司徒老先生見我笑，也報以會心的微笑，慢慢說下去道：“任憑我愛上什麼東西，都還猶自可。誰叫我偏偏在這個時候，愛上了多少年代以來，叫多少誌士仁人粉身碎骨的文學。”司徒老先生說到這裏，自動停頓了下來，等待我們的意識追趕上他的語言。這位老化學家，簡直是在出奇製勝，有意把我們弄得神魂顛倒。我剛才還在笑端木同誌和諸葛同誌心急亂猜，這時候我自己也“嗬”的一聲驚叫起來。我想不到他把文學的分量說得這麼沉重，更想不到他選擇了文學這麼一種東西來檢驗意誌的力量。他顯然因為聽見我的驚叫聲而感到滿意，心情舒暢地往下說道：
“孟浪的行為，不可饒恕的孟浪行為。我愛上了文學，而且愛上了詩。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是不會主動去讀詩的。如果我說，我昨天晚上讀了拜侖，別人一定以為我善於幽默。然而那是真正的事實。我讀了拜侖、雪萊、濟慈、華茨華斯、伯恩斯、丁尼遜。還可以舉出一長串英國詩人的名字。我想，很可能是因為交際場合中需要關於這方麵的知識，但是後來，奇怪得很，我的化學頭腦竟然自以為對那些詩發生了興趣。好像從那裏麵產生了近似感動一類的東西。一點不錯，這是悲劇的第一個來源。後來我又發現了，許多人都跟我一樣，愛讀讀詩，也愛談談詩，這對於他們的事業，並不發生不良的影響。他們的上進心依然很強，他們的職務依然執行得很好，跟完全不讀詩的人們，絲毫沒有兩樣。但是我的荒唐行為又向前發展了。我不僅如饑如渴地讀著詩，居然還偷偷摸摸地寫將起來。後來那個管我叫千裏駒的叔父說得對，這是褻瀆神明的犯罪行為。但是我當時並沒有這種體會。我反而覺著我是生活在詩的境界裏麵，拜侖他們的詩中所說的東西在我的身邊就有。於是我不間斷地做起詩來，時時刻刻地做起詩來，像抽大煙的人剛上了癮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激情一樣。這不能說不是我的悲劇的第二個來源。可是也還不一定。不久，我就觀察出來了，像我一樣讀詩做詩的人，可以說有的是。偷偷摸摸做詩也罷，大模大樣做詩也罷。誰發生過什麼悲劇呢？如果說喜劇，我不敢保險；至於說到悲劇，那沒門兒。不過這個時候，命運就出來捉弄人了。你寫詩就寫詩，你可以寫在書信裏，寫在座右銘上麵，你也可以寫在日記本子上，或者寫在另外一個你自己心愛的小本子上，那都不壞，也不會出禍兒。可是你要把它登在報紙上，登在雜誌上，那就完全是兩回事了。退一步說，你闖禍的地方如果隻是無聊小報，或者隻是那種銷行三五百份的同仁雜誌，那還好說；如果那地方是全國聞名的大報，或者是銷行上萬份的權威雜誌，那你闖的這個禍兒，可就不算小。我就是這個樣子，照著這條途徑，讓命運背著我，一步一步地走向毀滅。這就是我的悲劇的第三個來源。自然，把這三個來源，叫做三部曲，也是可以的——反正怎麼說法，都已經是不可救藥的了，那關係也就不大了。”
司徒老先生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也引起了我們的深思。我們全都非常耐心地等待著，也不催他一聲、半聲兒，讓他喝夠了茶，吸足了煙，從從容容地，自問自答地說下去道：“自然，你們會問：這往後又怎樣了？是的，應該這樣問。不過事情很顯然。已經是用不著回答，就都清清楚楚的了：我戴上了那時候通常所說的桂冠，變成了一個全國聞名的偉大詩人。這句話，是用它的真實的、本來的意思，不是用那些刻薄鬼所說的諷刺的意思。雜誌上差不多不可能沒有我的作品。如果哪一期沒有了我的作品，雜誌肯定會銷不出去。我參加了文學界大大小小的各種宴會，一到場，人們總是慫恿我講幾句話。有一次，我說了一句不通的話兒，我自己後悔得不得了，別人卻相反地傳為美談。許多名門閨秀都明目張膽地巴結我，甚至故意表現得是一種巴結。年輕人都對我彎著腰，同事們、上司們都另眼看待，大家都忘了我的職位，隻是以詩人相稱。外國的報紙雜誌翻譯我的作品的一天比一天多，他們公認中國出了一位劃時代的詩人，又讚揚這位詩人深通英國文學。國內、國外的來信之多，來訪者之多，使我隻好請了一位秘書，專門管理這件事兒。書店老板完全不像一向所傳的那樣冷酷無情，相反地恭順極了，可愛極了，有義氣極了。他們寧願以抽版稅百分之二十五的高稅率出版我的書，有的甚至出到百分之三十；並且不管稅率高低，都願意按一萬冊預先支付；出書之後，那廣告登得那麼大，據說僅次於虎標萬金油。錢，說實在話，我不算十分需要，可是這種神氣，使我覺著十分舒服。自然，在這種情形下，不能說沒有反對我的人。那一小撮可憐的反對派，他們是怎麼辦的呢？他們是這樣辦的；有幾位青年作家，他們說，‘司徒某人不是跟我們一樣年輕，一樣沒有閱曆麼？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從年紀這方麵來做文章，不僅不能損害我，反而使我的聲譽提得更高，起得更快。有幾位老作家，同時也是大學裏麵的老教授，當別人要求他們對於司徒某人的作品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們回答說十分抱歉，他們沒有讀過那些作品。這種閉眼抹殺的戰術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他們的話一傳開去，立刻變成了流行的笑話兒，並且被稱做‘鴕鳥政策’；他們所開的課，有些過激的學生都不去上了……唉，這方麵的事情，還是少談一點吧。我請求同誌們諒解：我這樣說，並不是肆意吹噓，而隻是想說明一種氣氛。我是實實在在地生活在這種氣氛之中的。這一點，連我的父親，伯父和叔父，甚至加上我的太太，都保持著一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