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同誌到底又忍不住了，插嘴道：“尊夫人也喜歡文學麼？”
司徒老先生連忙擺手說：“先別打岔。關於她，咱們等一下還要談到的。現在，先介紹一下先父的看法。應該說，他是一個說話少而精的人。有一次，他竟有意當著我的麵教訓起我的叔父來道：‘三弟，你自負有知人之明，這回卻看差了。這孩子做詩，看來倒是有點天分的，怎麼能說他是褻瀆神明的行為呢？’叔父沒有話說。伯父卻說：‘如果公餘之暇，做幾首玩玩，那倒也無傷大體。要是玩物喪誌，沉溺下去，自以為名士風流，其實妨礙了仕途的上進心，那就使不得了。’先父接著笑道：‘這層也是。不過人的名氣越大，那位子也就越高。這名和位，曆來是成正比例的。’我的太太因為我名噪一時，實際也沾了不少光的，然而她是一個矯情的人，她隻是說：‘誰希罕你的名大？我隻要你的人好。’這樣子，你們可以正確地感覺到，我是生活在一種什麼樣的氣氛之中了。”
我聽到這裏，想起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就直接提出來道：“那麼，你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采取了什麼樣的態度？一位名詩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不表示態度！”
司徒老先生拍著手說：“你這一問，可以算是抓住要害。在那個時候，你要是左了，政府壓迫你，——何況我自己就是政府的高級官員？可是你要是不左呢，群眾又不歡迎你。真叫做左右做人難。我采取了一種比較合理的應付辦法：言論上革命，行動上不革命。這就是，說話稍為激烈一些，不拒絕給左翼雜誌寫稿。交幾個有點危險性的朋友等等。但是不參加任何組織，不在任何宣言上簽字，不跟國際上的人物拉扯。就這樣，我處得不錯。自然，這都是些小事情。非常重要的，帶關鍵性的，足以作為我的生命的轉折點的，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不知道他是心情激動，是選擇詞彙，還是故意賣關子，說來說去都說不出來。這時候，火車飛快地、平穩地向前奔著，喧聲很大。看兩旁的景色，恐怕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過了英德縣城，如今快到大坑口了。司徒老先生照例呷了兩口茶，抽了兩口煙，這才準確無誤地說出來道：
“那就是，我發現了我自己的文學天才。”
大家聽見他終於把那非常重要的，帶關鍵性的，足以作為他的生命的轉折點的發現說了出來，都替他輕鬆地舒了一口氣。但是大家都嚴肅地靜默著，等待著。不久，他就繼續往下說道：“這個發現好像是突然發生的。好像有一個晚上，我在戲院裏聽戲，突然覺著全身不自在，我就離開戲院，徒步回家，走著、走著，一下子就發現了。這不是命運在捉弄，又是什麼？從此之後，我就變了，變得我自己都認不得自己了。我決定要寫一部長詩。這部詩，擺在《失樂園》、《神曲》、《浮士德》甚至《伊裏亞德》、《奧德賽》旁邊，應該也不算過分。我覺著市政府秘書這個官職，十分庸俗。對於一個起碼的詩人來說，都是一種汙辱。我原來十分尊重市長先生的，這時候也覺著他什麼可敬的地方都沒有了。連省長到上海來，要我去招待，我也不願意去，覺著他地位雖高，實際上也不過如此，沒有什麼看頭。一切世事，如今對於我都不關重要。什麼名譽、地位、金錢、幸福，或者世俗所謂妻、財、子、祿，富貴、榮華，簡直聽都懶得去聽。這時候，最討人嫌的，就是編輯先生和書店老板。他們帶著尊敬、和善的笑容，從四麵八方鑽進我的會客室裏，帶著最優厚的條件，向我要稿子。你隻要接見他們之中的十分之一，你什麼事情就都不用做了。應該說，這個轉折是比較突然的。大概隻有三天的工夫，我把一切大事都辦完了。首先，我辭掉了官兒。其次，我推掉了各方麵的約稿。第三，我秘密地跑到杭州去，在那裏開始了長詩的創作。不要說別人對於我的行為，沒有可能加以了解，就是我自己，也根本沒經過什麼考慮。如果有人說我瘋了，我想也不過分，因為天才就是瘋瘋癲癲的。實際上我什麼也沒有聽見。我和父、母、兄、弟、老婆，親戚、朋友，鄰裏、街坊，實際上都隔絕了。如是者過了三年。這個期間，隻有我的太太來看我，把人世間的事情順便告訴我幾件。開頭她來得很密，往後也越來越稀了。三年之後，我完成了我的詩稿，回到上海去，準備看看這個世界怎樣為我而驚訝，為我而瘋狂。但是奇怪得很，人們非常平靜，好像都忘記了我這個人似的。我把稿子送給一家最大的書店，過了半年，還沒有出版的消息。我又把它送給中等書店、小書店，結果都退了回來。隻有一家野雞書店說如果原稿能刪掉百分之九十五，他們可以印五百冊試試看，但是版稅不能支付，隻能送五本樣書做報酬。我想自費印刷，但是碰巧我的父親死了。他不隻沒有留下遺產，反而留下一大堆債務。我和太太兩個人，沒有子女，但是吃飯也很成問題。我的太太說，‘你如果能夠恢複市政府秘書的職位，你的稿子一定會有人要。’我說，‘難道從前那許多人爭著拉我的稿子，僅僅因為我是一個市政府的秘書，而不因為其他什麼緣故麼？’她十分冷靜地說：‘我想正是如此。’她的冷酷無情，叫我十分傷心。如是者我又艱苦奮鬥了三年。雖然托了好幾個熟人，也發表了幾首短詩，但是在詩壇上引不起什麼反應。太太提出最後通牒，限我三天內到市政府去謀個差事。我怎麼去法呢？那時候市政府的主任秘書，就是我從前在市政府那陣子的一個小科員。不過六年之間，我辭了職，他卻從科員、科長、秘書一直升到主任秘書。我能去謀差事麼？我能向一個部下提出請求，說要當他的部下麼？為了這一點，我的太太幹脆和我離了婚。臨走的時候，她忠告我道：‘本分一點，不要把自己看做什麼天才吧。’但是我不，我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如是者我又凋零破落地過了第三個三年。抗戰開始了，很多人離開了上海。我雖然不走，但是也埋葬了我的天才，到一家牙膏工廠去當了一名配藥師，一直到解放。解放後，我的工作就轉到化學方麵來了。”
司徒老先生講完了他的故事，似乎還平靜，並不顯得怎麼沉重。我們三個聽的人卻陷在深思之中了。過了一會兒，我說，“司徒老提出的問題，似乎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諸葛同誌讚成了我的意見，同時加上說：“不錯，這的確可以說，有誌者，事竟不成。”他剛說完，火車突然把我們帶進一個很長的、黑咕隆咚的山洞裏。在微弱的燈光下，端木同誌開玩笑道：“老先生，你瞧，你把咱們帶到黑暗世界裏麵去了。”司徒老先生站起來，朗聲大笑道：“我是學化學出身的，雖然我的誌不在化學。可是解放前，我當了牙膏工廠的配藥師。那算得什麼化學工作呢？誰知到了解放後，我當真當起化學技師來了。這難道不可以說是無誌者，事竟成麼？走吧，咱們吃飯去吧。火車馬上要到韶關了。”於是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議，拉上房門，相跟著向餐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