叨著煙正在想著什麼的是亞曆山德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日吉列娃，和切爾諾科佐夫麵對麵。37歲的日吉列娃，黨齡都有19年了。在彼得堡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別人都叫她“金工姑娘舒羅奇卡”。她在小時候，就品嚐到流放西伯利亞的苦頭了。
第三個人是潘科夫。他在低頭看德文雜誌，不時地扶正鼻梁上那副非常大的玳瑁眼鏡，他頭部的側影很美，有點像古希臘羅馬的藝術人像。當你看到這年方30的勇者抬起他那毫無知覺的右腿時竟那麼費勁，真會讓人吃驚。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潘科夫是位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作家、編輯。他了解歐洲，會幾門外語。切爾諾科佐夫因為他的知識豐富，所以很尊敬他。
“是你同房病友嗎？”日吉列娃衝著坐在輪椅裏的保爾那邊笑了笑，小聲問切爾諾科佐夫。
切爾諾科佐夫放下報紙，臉色也不那麼凝重了。
“沒錯，他就是保爾。舒拉，你們應該聊一聊。是病魔在跟他做對，要不這個小夥子肯定能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他是最早一批加入共青團的。總之，我下決心讓他能重新工作。”
潘科夫認真地聽他們的講話。
“他得了什麼病？”舒拉·日吉列娃又小聲地問。
“病根是在1920年內戰時留下的。他的脊椎骨有問題。我同這裏的醫生說過，他們怕這種傷讓他喪失行走能力。唉！”
“我立刻把他推到這裏。”舒拉說。
他們就這樣認識了對方。就連保爾也沒料到，日吉列娃和切爾諾科佐夫以後都成了他最親密的人，後來，他們鼓勵著他走過了最艱難的那段路。
就這樣過著平淡的生活。達雅上班，保爾讀書。他還沒抽出時間著手做小組的工作，一個新的災難又悄悄向他襲來：他的雙腿完全失去知覺了。現在他隻有右手還聽使喚。他做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沒有用。他終於明白：他再也站不起來了。他痛不欲生。達雅勇敢地掩飾著內心的悲傷。然而保爾卻懷有歉意地微笑著對她說：“達尤莎，我們倆分手吧。咱們並沒有說過遇到這種事一定要在一起過下去。好姑娘，我該思考一下咱們以後的日子了。”
她打斷了他的話。她一時不能克製自己，不禁放聲大哭。她哽咽著，緊擁著保爾。
阿爾青聽說弟弟的情況便寫信通知了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立刻趕了過來。所以，這個家就變成了一家三口，老太太和達雅關係很好。
保爾仍舊不停地學習。
一個寒冷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回到家告訴他，她被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從那以後，保爾在家裏很少能見到她。她常常從當洗碗女工的工作間——療養院的廚房徑直去婦女部，去蘇維埃，直到深夜才能回來，雖然很累，可卻接觸了很多新鮮事物。同意她作為候補黨員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她以一種興奮的心情，迎接這個時刻的到來。然而，這時新的不幸又走進他的家：保爾的病情繼續惡化，他的右眼發炎，疼得眼淚直流，接著左眼也感染了。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圍的一切全部看不見了。
現在，擺在他麵前的困難讓他無法工作了。保爾的母親和達雅很悲傷，他卻極其冷靜，暗自下了決心：“應該再等一等。如果我始終擺脫不了病痛，永遠喪失了工作能力，那麼我就自殺。”
保爾寫信給他的朋友，收到的回信都是讓他堅強的同病魔作鬥爭。
就在他很痛苦的日子中，一天，達雅告訴他她已經是候補黨員了。
保爾聽她述說關於支部如何吸收她入黨的事，不禁回憶起自己以前經曆的情景。他使勁抓住她的手說：“好啊，柯察金娜同誌，如此說，咱倆就是個黨小組了？”
第二天，他致信給區委書記讓他抽時間來一趟。晚上，一輛濺滿了泥漿的汽車駛到門前。年紀很大的拉脫維亞人、長著大胡子的沃爾默，握著保爾的手說：“怎麼樣，沒什麼困難吧？你的表現太差勁了？起來吧，你立刻給我去工作。”他說著就笑起來了。
書記忘記了開會，在這裏坐了兩個小時。他一麵聽著保爾熱情地敘說，一麵在房間裏來回走。最後他說：“領導學習小組的事你就別操心了。現在你最重要的事是好好休息，再把眼睛的病看好。也許以後你會回到工作崗位。你是否應該去一趟莫斯科，怎麼樣？你想想……”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說：“沃爾默同誌，我現在就需要人！我自己一個人無法生存。我現在比其他什麼時候更需要和大家在一起。你派些毛躁的小青年來吧，就是那些還很毛躁的小青年。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得‘左’一點，想建立共產主義公社，認為集體農莊不夠味。要知道，假如不照管好，他們常常會犯冒進的錯誤。我以前就有這個毛病。”
沃爾默停了下來。
“你從什麼地方聽到的？今天區裏傳出了這個消息。”
保爾笑了笑說：
“或許，你還知道我的妻子吧？昨天她剛入黨。是她說的。”
“保爾，就是那個做洗碗工作的女工嗎？這麼說，你們已經結婚了？噢，我以前可不知道！”沃爾默想了一下，用手打了一下自己的額頭，說，“有了，我們可以把列夫·別爾謝涅夫調過來。他是最佳人選。你們兩人連性格都差不多，真有點像兩個高頻變壓器。你知道，我當初當過電工，因此願意用這些字眼和這些比喻。況且列夫還能給你裝一個無線電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你知道，我經常在他那裏戴上耳機一直聽到夜裏兩點鍾。就連我的妻子都懷疑地問：‘每天晚上你都去哪裏了？’”
保爾微笑著問他：“他怎麼樣了？”
沃爾默走累了，坐在椅子上，說：“我們的公證人是別爾謝涅夫。可是他並不精於這一行。前一段時間，他是個擔任要職的大幹部。他1912年就投身革命，十月革命的時候入的黨。內戰時期在集團軍軍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裏就職；在高加索剿滅過‘白’虱子。他還到過察裏津，在南方戰鬥過。在遠東執掌共和國最高軍事法庭。他曆盡苦難。後來患了肺結核，病倒了。他是從遠東來到這裏的。在高加索，他擔任過邊區法院的副院長和省法院院長。到了兩個肺也快完了，以致有生命危險，他才被送到了這裏來。這就是我們這個不尋常的公證人的來曆。公證人的工作很輕鬆，因此他還活著。我們今天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讓他加入區委會，接著又叫他領導一個政治學校，還要他加入監察委員會；無論成立什麼解決特別難題的委員會，都肯定有他參加。此外，他還是個愛打獵的人，對於無線電很感興趣。別看他僅有一葉肺，他是病人別人都不信。他的精力非常足。我看他就是死也會死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爾打斷他的話很尖刻的提出了問題：“那你們為什麼還要給他這麼多的工作呢？他在這裏反而幹的更多了。”
沃爾默對保爾不理不睬，說：“假如我們讓你領導一個小組或者還派你做一些別的，列夫也會說：‘你們怎麼給他這麼多的工作？’可是對自己，他卻說：‘在忙碌的工作中活一年，要好於躺在病床度過5年碌碌無為的日子。’看來，珍惜自己身體這樣的事情在建成社會主義之後才能實現。”
“他說的沒錯。我也建議好好活一年比混5年要好的多。不過，我們有時會任意浪費精力，這是不對的。我現在才明白，如果說這是勇敢，還不如說是對自己的失職。直到現在我才了解，我沒有權利這樣作踐自己的身體。原來，這根本就不算是勇敢。要是我不那麼努力模仿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也許我還能再戰鬥幾年。總之我的危險因素主要是左派的幼稚病。”
“他隻是說說罷了，假如明天能走，就又把一切都忘記了。”沃爾默心中默想。
第二天晚上，列夫來探望保爾，他們談到深夜才分開。列夫在離開他時認為保爾像自己的親兄弟。
第二天上午，屋頂有幾個人架設了天線。列夫一麵安裝收音機，一麵講些小笑話。保爾看不見他，可依靠達雅的描述，他知道列夫長著淺色的眼睛，淡黃色頭發，動作敏捷，身材勻稱，就和保爾最初的想象差不多。
傍晚，三隻電子管亮了。列夫凝重地把耳機遞給保爾。一片嘈雜聲從天空中傳來。莫爾斯電報機的響聲就像小鳥一樣，從什麼地方，大概就在近海，又傳來輪船上無線電發報機的聲音。接著，可變電感器線圈終於搜尋到了一個平穩聲音：
“注意，注意，莫斯科廣播電台……”
順著電波，小收音機都可以接收到世界上60家電台的節目。疾病早已把保爾同世界隔絕，但現在世界又通過聽筒的膜片走了進來，讓保爾摸到了它那強勁有力的脈搏。勞累不堪的別爾謝涅夫看到保爾笑了。
家裏的人都已進入夢鄉了。達雅在夢中說夢話。她很晚才回到家，非常辛苦。保爾很少見到她，她工作太忙，在家的時間特別少。保爾不禁想起別爾謝涅夫說的話：“如果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妻子是個黨內同誌，他們見麵的機會就更少了。這有兩點好處就是沒時間吵架和互相討厭。”
他能表示反對嗎？這是肯定的。以前，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對他體貼備至。然而，隻有在那個時候他才能摘下耳機。
無線電又在前進的道路上幫助了他——他又可以學習了。所以，這種能堅韌不拔的強烈的願望使他忘記了病痛的痛苦折磨，也忘記了生活對他的殘酷與不公平。
當他從收音機裏聽到，在馬格尼托戈爾斯克鋼鐵企業建築工地上，保爾的下一代共青團，他說的青年人可以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工作，他覺得很滿足。
他又想起了當年寫拉爾地區的大雪和嚴寒。在這個狂風暴雪的寒冷之夜裏，由第二代共青團員組成的突擊隊，在非常明亮的燈光下，在大廠房的屋頂安玻璃，勇敢地與嚴寒作戰，從嚴寒手中搶救那世界聞名的聯合企業剛建成的第一批車間。相比之下，那些由基輔第一代的共青團員冒著風雪鋪設的木柴鐵路根本不值一提。就這樣，國家逐漸壯大起來了，在這個過程中，人民也都成長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