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之製，為古今所聚訟。據漢唐儒者所言，則似古人真有此事，且為古人致治之根本。以近人天演學之理解之，則似不能有此。社會之變化，千因萬緣，互為牽製，安有天下財產，可以一時勻分者？井田不過儒家之理想。此二說者，迄今未定。茲據秦漢間非儒家之載籍證之，似古人實有井田之製，而為教化之大梗。其實情蓋以土地為貴人所專有，而農夫皆附田之奴，此即民與百姓之分也。至秦商君，乃克去之。此亦為社會進化之一端。（《中國曆史》第一冊，頁二五八）
史謂商鞅“壞井田，開阡陌……王製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食貨誌》，《漢書》卷二十四上，同文影殿刊本，頁七）。此農奴解放後“民”之能崛起占勢力為大地主者也。所謂井田製度之崩壞，亦當時之普通趨勢，不過商鞅特以國家之力，對之做有意
識的、大規模的破壞而已。
其次則商人階級亦乘時而占勢力。《漢書》曰：
及周室衰，禮法墮。……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貨殖傳》，《漢書》卷九十一，頁三）
此謂因“王製滅”“禮法墮”，故庶人崛起而營私產，致富豪。然若就經濟史觀之觀點言之，亦可謂因農奴及商人在經濟上之勢力日益增長，故貴族政治破壞，而“王製滅”“禮法墮”。商人階級之崛起，弦高以商人而卻秦存鄭，呂不韋以大賈而為秦相，此資本家之與當時政治外交發生直接關係者。總之，世祿井田之製破，庶民解放，營私產，為富豪，此上古經濟製度之一大變動也。
〔注〕《左傳》昭公十六年：“宣子（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
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左傳》卷二十三，頁十四至十五）按誓詞所約，在以後皆為不成問題之事，而乃信誓旦旦。可知貴族之欺壓商人，在當時為常事，而商人原來地位之低，亦可見矣。
此種種大改變發動於春秋，而完成於漢之中葉。此數百年為中國社會進化之一大過渡時期。此時期中人所遇環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現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國以往曆史中，殆無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以往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少可以比之者。故此時期誠中國曆史中一重要時期也。
在一社會之舊製度日即崩壞之過程中，自然有傾向於守舊之人，目睹“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遂起而為舊製度之擁護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過在舊製度未搖動之時，隻其為舊之一點，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動搖，則擁護之者，欲得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從，則必說出其所以擁護之理由，與舊製度以理論上的根據。此種工作，孔子已發其端，後來儒家者流繼之。儒家之貢獻，即在於此。
然因大勢之所趨，當時舊製度之日即崩壞，不因儒家之擁護而終止。繼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評或反對舊製度者，有欲修正舊製度者，有欲另立新製度以替代舊製度者，有反對一切製度者。此皆過渡時代，舊製度失其權威，新製度尚未確定
，人皆徘徊歧路之時，應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論擁護舊製度，故其餘方麵，與儒家意見不合者，欲使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信從其主張，亦須說出其所以有其主張之理由，與之以理論上的依據。荀子所謂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論之習慣，於是所謂名家“堅白同異”等辯論之隻有純理論的興趣者，亦繼之而起。蓋理論化之發端，亦即哲學化之開始也。孟子曰：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滕文公下》，《孟子》卷六，《四部叢刊》本，頁十三）
《莊子·天下篇》曰：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莊子》卷十，《四部叢刊》本，頁二十五至二十六）
《漢書·藝文誌》曰：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漢書》卷三十，頁三十）
所謂“聖王不作”“賢聖不明”“王道既微”，即指原有製度組織之崩壞也。因此崩壞，故“道德不一”，故“時君世主，好惡殊方”；而“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上古時代哲學之發達，由於當時思想言論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論之所以能自由，則
因當時為一大解放時代，一大過渡時代也。
〔注〕《藝文誌》所謂“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一點，本亦為戰國時代思想發達之一因。吾人試看後來皇帝顯宦及富商巨賈對於學術之關係，便可知矣。但春秋戰國時代時君世主，及當時社會所提倡之學術，與後來皇帝等所提倡者，何以不同，則不能不以春秋戰國時之政治、社會、經濟的背景說明之。時君世主及社會之提倡學術，非春秋戰國時代所特有之情形，故未多論及之。
（三）子學時代之終結
世多以戰國之末，為古代哲學終結之時期。蓋一般人以為秦始皇焚書，禁天下藏“詩書百家語”，故覺秦時如一野蠻時代，以前學說，至此悉滅。其實秦始皇“第燒民間之書，不燒官府之書；第禁私相授受，可詣博士受業”（崔適《史記探源》卷三。參看鄭樵《通誌·校讎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秦皇、李斯之意，蓋欲統一思想，非欲盡滅當時之學說也〔注1〕。故秦始皇所立博士，中有各家學者（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四）。雖在整齊劃一製度之下，思想言論失其自由，學術發展誠受相當阻礙，然秦亡極速，不致有大影響。故在漢初，諸家之學仍盛。文帝好黃老家言，為政以慈儉為宗旨。竇太後亦好黃帝老子言，蓋公教曹參以清淨治國家。汲黯修黃老術，
治民主清淨。淮南王延客著書，雜取各家之說〔注2〕。司馬談敘六家以道家為最高；賈誼明申商；晁錯嚐學申商刑名；韓安國受韓子雜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史記》《漢書》均明言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雲：“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漢書》本傳）可見漢文帝時之博士，中亦有各家學者也。至於《禮記》及所謂《易·十翼》，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亦有為漢初儒家者流所著作者。《春秋》公羊家言，亦至漢始為顯學。故儒家哲學，亦在漢初始完備也。觀董仲舒對策之詞，亦可見當時之情形矣。
董仲舒對策曰：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傳》，《漢書》卷五十六，頁二十至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