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
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漢書》卷五十六，頁十三）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同上）
自此以後，以利祿之道，提倡儒學，而儒學又須為上所定之儒學。於是“天下英雄，盡入彀中”；春秋以後，言論思想極端自由之空氣於是亡矣。
〔注1〕關於秦皇、李斯焚書之事，其所焚之範圍及焚書之用意，現在史家尚無定論。然即秦皇、李斯果真欲盡滅當時學說，“以愚黔首”，如傳統的說法，然自秦下焚書令至漢兵入關，不過數年之間，盡滅當時學說，事實上亦不可能。
〔注2〕《鹽鐵論·晁錯篇》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皆聚於江淮之間。講義集論，著書數十篇。”（《四部叢刊》本，卷二，頁六）可見此時墨家亦尚存。
董仲舒之主張行，而子學時代終；董仲舒之學說立，而經學時代始。蓋陰陽五行家言之與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係統的表現。自此以後，孔子變而為神，儒家變而為儒教。至所謂古文學出，孔子始漸回複為人，儒教始漸回複為儒家。詳見第二篇中。
（四）古代大過渡時期之終結
漢武、董仲舒統一思想之政策，即秦皇、李斯之政策也。秦皇何以行之而失敗，漢武何以行之而成功？此中原因，固甚複雜，然有可得言者，則自春秋時代所開始之政治、社會、經濟的大變動，至漢之中葉漸停止；此等特殊
之情形既去，故其時代學術上之特點，即“處士橫議”“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之特點，自亦失其存在之根據。上文謂春秋戰國時代所起各方麵之諸大變動，皆由於舊文化舊製度之崩壞。舊文化舊製度愈崩壞，思想言論愈自由。秦滅六國，成一統，除皇室而外，其餘原有之貴族，皆夷為平民。在表麵上可謂將春秋以來之變局，作一結束。然實則貴族之餘孽，尚有一部分之勢力，故秦皇一死，貴族複起，“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不過此次貴族之複興，為一種“回光返照”，等於強弩之末，故平民出身之漢高，終滅群雄而定一尊。漢高雖猶封建子弟功臣，然此時及以後之封建，隻有政治上的意義，而無經濟上的意義。及漢之中葉，政治上社會上之新秩序已漸定。在經濟方麵，人亦漸安於由經濟自然趨勢而發生之新製度。《漢書》曰：“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虜，猶無慍色。”（《貨殖傳》，《漢書》卷九十一，頁三）由貴族政治之眼光觀之，編戶齊民，何能同列以財力相君！然以經濟自然之趨勢，竟至如此。“雖為仆虜，猶無慍色”，可見人已安於此等新經濟秩序矣。漢雖行重農抑商政策，然對於此等社會的經濟秩序，亦並未有根本的變動也。自春秋時代所開始之大過渡時期至是而終結；一時蓬
勃之思想，亦至是而衰。自此而後，至現代以前，中國之政治經濟製度及社會組織，除王莽以政治的力量，強改一時外，皆未有根本的變動，故子學時代思想之特殊狀況，亦未再現也。
（五）古代著述體裁
上文謂欲看中國哲學進步之跡，吾人第一須將各時代之材料歸之於各時代，以某人之說話歸之於某人（第一章第十節）。此固為理想的辦法，但講上古哲學史，則行之頗有困難。譬如執此標準以分別普通所認為春秋戰國時代之書籍，則如《列子》乃魏晉時人所著，須以之代表魏晉一部分人之思想。此固吾人所認為偽書，應將其移後者。不過即吾人所認為真書，如《墨子》《莊子》等，固可歸之於上古時代，然現在《墨子》《莊子》書中之思想，何部分果真為墨子、莊子個人所有，則頗難斷定。關於此點，吾人不可不明古代著述之體裁。章實齋曰：
……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嚐私其所出也。……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偽托；非偽托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耳。《晏子春秋》，柳氏以為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為墨，為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
其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嚐分居立言之功也。（《文史通義·言公上》，《章氏遺書》卷四，頁五）
此言仍不免有理想化古代之嫌，不過其所述古人著述之體裁，則似合事實。蓋古人之曆史觀念及“著作者”之觀念不明，故現在所有題為戰國以前某某子之書，原非必謂係某某子所親手寫成。其中“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在古固視為不必分，在今則多似為不能分也〔注〕。故現在所有多數題為戰國以前某某子之書，當視為某某子一派之書，不當視為某某子一人之書。如現在題曰《墨子》《莊子》之書，當視為墨學叢書及莊學叢書，不當視為一人之著作。近人對於此等書籍，固已試加分析之功，如《墨子》中之《經》及《經說》，可認為非墨子本人之言，然即《天誌》《尚同》諸篇，其“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果可絕對地分別乎？此哲學史述上古時代諸家之學說，意但謂上古時代有此學說，有此思想係統，至此係統果為代表此係統之人之一人所立，抑或曾經其“後世”修正補充，則不敢必定也。
〔注〕此點前人多
已言之。孫星衍雲：“凡稱子書，多非自著。”（《晏子春秋序》，《問字堂集》卷三，《四部叢刊》本，頁十一）嚴可均雲：“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書管子後》，《鐵橋漫稿》，蔣氏刊本，卷八，頁七）大約今所傳先秦之書，皆經漢人整理編次。例如《墨子》《莊子》等書，如現在所傳者，本先秦所無有。先秦所有者僅為不相連屬之各篇，如《尚同》《兼愛》《齊物論》《逍遙遊》等。漢人於整理先秦典籍之時乃取同一學派之各篇，聚而編為一書，題曰某子，意謂此某學派之著作耳。此例亦有一例外，即《呂氏春秋》雖亦為先秦之著作，而原來即為一部整書。此書成後，呂不韋懸之國門，以自誇耀，可見其在當時為稀有之成就也。
古代哲學，大部即在舊所謂諸子之學之內。故在中國哲學史中，上古時代可謂為子學時代。此時代之諸子，司馬談將其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史記·太史公自序》）。名為家者，以諸子皆以私人講學故也。劉歆則於六家之外，又加農、縱橫、雜、小說四家，共為十家，曰：“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漢書·藝文誌》）然即此九家，亦有與哲學無關者。今擇其與哲學有關者，就其發生之先後，依次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