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昭公十年：
春，王正月
，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灶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左傳》卷二十二，頁六）
又昭公十五年：
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左傳》卷二十三，頁十一）
又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鄭裨灶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左傳》卷二十三，頁十八至十九）
又昭公十八年：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昆吾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稔之日也。……”（《左傳》卷二十四，頁一）
又昭公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卷二十六，頁十四）
就此所引觀之，史趙、裨灶、梓慎、申須、萇弘、史墨，皆即天然現象，及其他“天之道”以預測人事。其所用之術，有顯然為“天文”者，有似雜“曆譜”“五行”者。要之所謂“天文”“曆譜”“五行”，皆注意於所謂“天人之際”，以為
“天道”人事，互相影響。以後所謂陰陽五行家，皆即此推衍，於中古哲學史中，有甚大勢力。
（三）天
於百神之外，又有天、帝。《尚書·湯誓》雲：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罰。（《尚書》卷四，《四部叢刊》本，頁一）
在不足一百五十字之演說辭中，言天至於三次。《詩·商頌》雲：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湯。……方命厥後，……受命不殆……殷受命鹹宜。……（《玄鳥》，《詩》卷二十，《四部叢刊》本，頁十二至十三）
在不滿百字之頌辭中，而言天、帝及受命至於五次。《國語》雲：
毛公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麵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使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晉語二》，《國語》卷八，頁五至六）
《詩》《書》《左傳》《國語》中，言天、帝之處甚多，多指有人格的上帝。茲不能具引。據史嚚之言，則天與神之關係，可以概見。大約上帝為至高無上之權威，亦設官任職。諸神地位權力，次於上帝，而服從之。此正中國一般平民之宗教的信仰，蓋在古而已然者也。
在中國文字中，所謂天有五義：曰物質之天，即與地相對之天；曰主宰之天，即
所謂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運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無奈何者，如孟子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運行，如《荀子·天論篇》所說之天是也；曰義理之天，乃謂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說“天命之為性”之天是也。《詩》《書》《左傳》《國語》中所謂之天，除指物質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四）一部分人較開明之思想
但至春秋時，有一部分較開明之士，漸不信鬼神及所謂天道，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史嚚雲：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傳》卷三，頁二十一）
昭公十八年，子產雲：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卷二十四，頁一）
定公元年，士彌牟曰：
薛征於人，宋征於鬼，宋罪大矣。（《左傳》卷二十七，頁一至二）
此雖未否認所謂天道及鬼神之存在，然對之已取“敬而遠之”之態度矣。
此外則即在甚早之時，亦已有試以陰陽之說，解釋宇宙間現象者。《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周語上》，《
國語》卷一，頁十一）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曰：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出也。吉凶由人。（《左傳》卷六，頁一）
《國語》越王勾踐三年（魯哀公元年），範蠡曰：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惟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必有以知天地之恒製，乃可以有天地之成利。……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越語下》，《國語》卷二十一，頁一至三）
以陰陽解釋宇宙現象，雖仍不免籠統混沌之譏，然比之以天帝鬼神解釋者，則較善矣。範蠡所說之天，為自然之天，其言頗似《老子》，恐即《老》學之先河也。
（五）人之發現
至於社會中之種種製度，人初亦以為係天帝所製作，《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皋陶謨》，《尚書》卷二，頁八）
又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孟子》引，見《梁惠王下》，《四部叢刊》本，卷二，頁五）
又曰：
皇帝清問下民……乃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後成功，惟殷於民。（《呂刑》，《尚書》卷十二，頁八）
《詩》雲：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大雅·烝民》，《詩》卷十八，頁十七）
又雲：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皇矣》，《詩》卷十六，頁十五）
“帝之則”即上帝所製之禮教製度也。古時希臘諸國之製度，其人亦以為係神所製作，蓋古人大都有此種見解也。
及春秋之世，漸有人試與各種製度以人本主義的（humanistic）解釋。以為各種製度皆人所設，且係為人而設。鄭桓公時，史伯雲：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後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
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鄭語》，《國語》卷十六，頁五至六）
“以他平他謂之和”；如以鹹味加酸味，即另得一味。酸為鹹之“他”；鹹為酸之“他”，“以他平他”，即能另得一味；此所謂“和實生物”也。若以鹹味加鹹味，則所得仍是鹹味。鹹與鹹為“同”，是則“以同裨同”，“同則不繼”也。推之若隻一種聲音，則無論如何重複之，亦不能成音樂；如隻一種顏色，則無論如何重複之，亦不能成文采。必以其“他”濟之，方能有所成。此提出“和”“同”之異，以說明禮樂及各種製度之所以須豐繁，後來晏子亦有類此之議論。《左傳》昭公二十年雲：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台。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幹，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