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儒家之初起
《史記》曰：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嚐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複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醜卒。（《孔子世家》，《史記》卷四十七，同文影殿刊本，頁一至二，二十二至二十七）
此數千年來大部分人心目中之孔子也。由今視之，《孔子世家》所說有許多不合事實處；但在西漢時，一般人方以孔子為神，而司馬遷仍以孔子為人，不可謂無特識也。在上節所引文中，其根據《論語》者，大略可信，其成為問題者，即孔子與“
易”“詩”“書”“禮”“樂”“春秋”，即所謂六藝或六經者之關係。茲於下節論之。
（一）孔子在中國曆史中之地位
向來所謂經學今文家以六藝為孔子所作，古文家以六藝為孔子所述。其說雖不同，要皆以為孔子與六藝有密切關係也。今所謂六藝乃春秋時固有之學問，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實未製作之。
關於孔子未嚐製作六藝之證據，前人及時人已舉許多。餘於另文中亦已言之（見《燕京學報》第二期），茲不具論。但孔子雖未曾製作六藝，而卻曾以六藝教弟子。故後人以六藝為特別與孔子有密切關係，亦非毫無根據。以六藝教人，並不必始於孔子，據《國語》，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課表中，已即有“詩”“禮”“樂”“春秋”“故誌”等。《左傳》《國語》中所載當時人物應答之辭，皆常引“詩”“書”；他們交接用“禮”，卜筮用“易”。可見當時至少一部分的貴族人物，皆受過此等教育。不過孔子卻是以六藝教一般人之第一人。此點下文再詳提。現在我們隻說，孔子之講學，與其後別家不同。別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莊子·天下篇》所說，墨家弟子誦《墨經》，但孔子則是教育家。他講學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為國家服務之人，並不在於養成某一家的學者。所以他教學生讀各種書，學各種功課。所
以顏淵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論語》卷五，《四部叢刊》本，頁五）《莊子·天下篇》講及儒家，即說：“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種功課。
孔子畫像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弟子之成就，亦不一律。《論語》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先進》，《論語》卷六，頁一）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有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皆能“為千乘之國”辦事（《公冶長》，《論語》卷三，頁三）。可見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學者。
孔子以其時已有之成書教人，教之之時，略加選擇，或亦有之。教之之時，更可隨時引申，如下節所說。如以此等隨時選擇講解，“為刪正六經”，則孔子實可有“刪正”之事；不過此等“刪正”實無非常的意義而已。後來儒家因仍舊貫，仍繼續用六藝教人，恰又因別家隻講自家新學說，不講舊書，因之六藝遂似專為儒家所有，為孔子所製作，而刪正（如果有刪正）亦即似有重大意義矣。
《漢書·藝文誌》以為諸子皆六藝之“支流餘裔”。《莊子·天下
篇》似亦同此見解。此言亦並非毫無理由，因所謂六藝本來是當時人之共同知識。自各家專講其自己之新學說後，而六藝乃似為儒家之專有品，其實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為各家之學說，皆六藝中所已有，則不對耳。
就儒家之名言之，《說文》雲：“儒，柔也。術士之稱。”《論語》雲：“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雍也》，《論語》卷三，頁十四）儒本為有知識材藝者之通稱，故可有君子小人之別。儒家先起，眾以此稱之。其後雖為一家之專名，其始實亦一通名也。
總之，孔子是一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論語》卷四，頁一），“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同上），正孔子為其自己所下之考語。
由此觀之，孔子隻是一個“老教書匠”；但在中國曆史中，孔子仍占一極高地位。吾人以為：
（一）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眾化的、以教育為職業的“教授老儒”；他開戰國講學遊說之風；他創立，至少亦發揚光大，中國之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階級。
（二）孔子的行為，與希臘之“智者”相仿佛。
（三）孔子的行為及其在中國曆史之影響，與蘇格拉底之行為及其在西洋曆史上之影響相仿。
上文已說，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課表中，已有“詩”“禮”“樂”“春秋”“
故誌”等。但此等教育，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當時之平民未必有機會受此等完全教育，即當時之貴族亦未必盡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機會。韓宣子係晉世卿，然於到魯辦外交之時，“觀太史氏書”，始得“見《易》《象》與魯《春秋》”（昭公二年，《左傳》卷二十，《四部叢刊》本，頁十二），季劄亦到魯方能見各國之詩與樂（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卷十九，頁三至五），可見“易”“春秋”“樂”“詩”等，在當時乃是極名貴的典籍學問。
孔子則抱定“有教無類”（《衛靈公》，《論語》卷八，頁九）之宗旨，“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述而》，《論語》卷四，頁二）。如此大招學生，不問身家，凡繳學費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種功課，教讀各種名貴典籍，此實一大解放也。故以六藝教人，或不始於孔子；但以六藝教一般人，使六藝民眾化，實始於孔子。
說孔子是第一個以六藝教一般人者，因在孔子以前，在較可靠的書內，吾人未聞有人曾經大規模地號召許多學生而教育之；更未聞有人有“有教無類”之說。在孔子同時，據說有少正卯，“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卷一，頁五）。據說少正卯也曾大招學生，“孔子門
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心隱篇》，劉勰《新論》卷四，涵芬樓影印“漢魏叢書”本，頁八）。莊子說：“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德充符》，《莊子》卷二，《四部叢刊》本，頁二十九）不過孔子誅少正卯事，昔人已謂不可靠；少正卯之果有無其人，亦不可知。《莊子》寓言十九。王駘之“與孔子中分魯”，更不足信。故大規模招學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以後則各家蜂起，競聚生徒，然此風氣實孔子開之。
孔子又繼續不斷遊說於君，帶領學生，周遊列國。此等舉動，前亦未聞，而以後則成為風氣；此風氣亦孔子開之。
再說孔子以前，未聞有不農不工不商不仕，而隻以講學為職業，因以謀生活之人。古時除貴族世代以做官為生者外，吾人亦嚐聞有起於微賤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時，皆或為農或為工或為商，以維持其生活。孟子說：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裏奚舉於市。（《告子下》，《孟子》卷十二，《四部叢刊》本，頁十六）
孟子之言，雖未必盡可信，但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別不事生產者，實未聞有人。《左傳》中說冀缺未仕時，亦是以農為業（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卷七，頁十五）。孔子早年，據孟子說
，亦嚐為貧而仕，“嚐為委吏矣”，“嚐為乘田矣”（《萬章下》，《孟子》卷十，頁十）。但自“從大夫之後”，大收學生以來，即純以講學為職業，為謀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產，他還不願教弟子治生產。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子路》，《論語》卷七，頁三）子貢經商，孔子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論語》卷六，頁六）他這種不治生產的辦法，頗為其時人所詬病。據《論語》所說，荷蓧丈人謂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微子》，《論語》卷九，頁十五）此外晏嬰亦說：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孔子世家》，《史記》卷四十七，頁五）
《莊子》亦載盜蹠謂孔子：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於封侯富貴者也。（《盜蹠》，《莊子》卷九，頁三十四）
此等批評，未必果是晏嬰、盜蹠所說，《莊子》中所說，尤不可認為實事。但此等批評，則是當時可能有者。
戰國時之有學問而不仕者，亦尚有自食其力之人。如許行“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滕文公上》，《孟子》卷五，頁九），陳仲子“身織屨，妻辟”（《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頁十五#）以自養，但孟子則不以為然。孟子自己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此其弟子彭更即以為“泰”（《滕文公下》，《孟子》卷六，頁五），他人當更有批評矣。孟子又述子思受“養”的情形，說：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麵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仆仆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萬章下》，《孟子》卷十，頁十一至十二）
觀此可知儒家之一種風氣。惟其風氣如此，於是後來即有一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產而專待人之養己。此士之階級，孔子以前，似亦無有。以前所謂士，多係大夫士之士，或係男子軍士之稱，非後世所謂士農工商之士也。
〔注〕按《國語·齊語》中所謂士農商之士，似指軍士，詳見《燕京學報》第二期拙作文中。
此種士之階級隻能做兩種事情，即做官與講學。直到現在，各學校
畢業生，無論其學校為農業學校或工業學校，仍隻有當教員做官兩條謀生之路，此所謂：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論語》卷十，頁四）
孔子即是此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是其發揚光大者。
此種階級，為後來法家所痛惡，韓非子說：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
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八說》，《韓非子》卷十八，《四部叢刊》本，頁五）
又曰：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五蠹》，《韓非子》卷十九，頁三至四）
孔子與希臘“智者”，其行動頗相仿。他們都是打破以前習慣，開始正式招學生而教育之者。“智者”向學生收學費，以維持其生活；此層亦大為當時所詬病。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述而》，《論語》卷四，頁二）他雖未必收定額學費，但如“贄”之類，必一定收，孔子雖可靠國君之養，未必專靠弟子之學費維持生活，但其弟子之多，未嚐不是其有受養資格之一。在中國曆史中，孔子始以講學為職業，因以維持生活。此言並不損害孔子之價值，因為生活總是要維持的。
孔子還有一點與“智者”最相似。“智者”都是博學多能之人，能教學
生以各種功課，而其主要目的，在使學生有作政治活動之能力。孔子亦博學多能，所以：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論語》卷五，頁一）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同上）
孔子教人亦有各種功課，即所謂六藝是也。至於政治活動，亦為孔子所注意；其弟子可在“千乘之國”，“治賦”，“為宰”。季康子問仲由、賜、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說：“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雍也》，《論語》卷三，頁十二至十三）此即如現在政府各機關之向各學校校長要人，而校長即加考語薦其畢業生一樣。
孔子頗似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本亦是“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學生收學費，不賣知識。他對於宇宙問題，無有興趣；對於神之問題，接受傳統的見解。孔子亦如此，如上文所說。蘇格拉底自以為負有神聖的使命，以使希臘人覺醒為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於予”（《述而》，《論語》卷四，頁六），“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論語》卷五，頁二）之言。蘇格拉底以歸納法求定義（亞裏士多德說），以定義為吾人行為之標準。孔子亦講正名，以名之定義，為吾
人行為之標準。蘇格拉底注重人之道德的性質。孔子亦視人之“仁”較其“從政”之能力為尤重。故對於子路、冉有、公西華，雖許其能在“千乘之國”“治賦”“為宰”“與賓客言”，而獨不許其為“仁”（《公冶長》，《論語》卷三，頁三）。蘇格拉底自己未著書，而後來著書者多假其名（如柏拉圖之對話）。孔子亦不著書，而後來各書中“子曰”極多。蘇格拉底死後，其宗派經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之發揚光大，遂為西洋哲學之正統。孔子之宗派，亦經孟子、荀子之發揚光大，遂為中國哲學之正統。此但略說，下文另詳。
孔子為中國蘇格拉底之一端，即已占甚高之地位。況孔子又為使學術普遍化之第一人，為士之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係其發揚光大者；其建樹之大，蓋又超過蘇格拉底矣。
（二）孔子對於傳統的製度及信仰的態度
上文謂中國文化至周而具規模；周之典章製度雖不必盡為文王、周公所製作，如經學古文家所說；然文王、周公，為創造周代文化之主要人物，似可認為事實。魯為周公後，宗周文物，在魯者較他國為獨多，祝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