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定公四年，《左傳》卷二十七，頁五至六）
季劄聘
魯“觀於周樂”（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卷十九，頁三至五）。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二年，《左傳》卷二十，頁十二）觀此諸人所稱述，可知在文物方麵，魯本為宗周之縮影。及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平王東遷，文物必多喪失，於是宗周文物，或必在魯乃可盡見也。
孔子平生以好學自負，故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論語》卷四，頁六）
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論語》卷三，頁十）
又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論語》卷二，頁三至四）
孔子生於魯國，周禮之文獻足征，故孔子對於周禮知之深而愛之切。故曰：
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八佾》，《論語》卷二，頁五）
惟其“從周”，故孔子一生以能繼文王周公之業為職誌，其畏於匡，則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起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論語》卷五，頁二）
自述其誌，則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陽貨》，《論語》卷九，頁三）
為東周者，使宗周之文化完全實現於東土也。及孔子自歎其衰，則曰：
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述而》，《論語》卷四，頁一）
後世經學家主古文者，謂六藝為周公所作而孔子述之，主今文者謂孔子作《春秋》自比文王。雖皆未必合事實，要之孔子自己所加於自己之責任，為繼文王周公之業，則甚明也。
惟其如此，故後之儒家，皆以周公孔子並稱。孟子曰：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滕文公上》，《孟子》卷五，頁十三）
荀子曰：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解蔽》，《荀子》卷十五，《四部叢刊》本，頁六）
漢人亦謂孔子繼周公之道，《淮南子》曰：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要略》，劉文典先生《淮南鴻烈集解》卷二十一，頁八）
司馬遷曰：
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太史公自序》，《史記》卷百三十，頁八）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所述者，即周禮也。
孔子對於周禮，知之深而愛之切，見當時周禮之崩壞，即不禁太息痛恨。故見季氏八佾舞於庭，謂為“不可忍”。見“季氏旅於泰山”，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管仲“有反
坫”，孔子謂為“不知禮”（以上見《八佾》，《論語》卷二，頁一至九）。“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憲問》，《論語》卷七，頁十九）至孔子自身行事，則自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先進》，《論語》卷六，頁三）；《鄉黨》所紀，起居飲食，儼然貴族。非必孔子之好闊，蓋不如是則“非禮也”。
《孔子聖跡圖》
至對於傳統的信仰之態度，孔子亦是守舊的。《論語》中言及天者：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論語》卷二，頁五）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論語》卷三，頁十八）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夫！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子罕》，《論語》卷五，頁五）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論語》卷六，頁三）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論語》卷七，頁十二）
據上所引，可知孔子之所謂天，乃一有意誌之上帝，乃一“主宰之天”也。
《論語》中之言及命者：
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為政》，《論語》卷一，頁十）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論語》卷三，頁十三至十四）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論語》卷七，頁十二至十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論語》卷八，頁十六）
若天為有意誌之上帝，則天命亦應即上帝之意誌也。孔子自以為所負神聖的使命，即天所命，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同時之人，亦有以孔子為受有天命者。如儀封人曰：“天下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論語》卷二，頁九）
〔注〕或引《論語》“天何言哉”之言，以證孔子所言之天為自然之天。然此但謂天“無為而治”耳，不必即以天為自然之天。且以天不言為一命題，即含有天能言而不言之意。否則此命題為無意義。如吾人不說石頭不言，桌子不言，因石頭桌子，本非能言之物也。
惟孔子對於鬼神，則似有較新的見解，《論語》中言及鬼神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論語》卷二，頁四至五）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論語》卷三，頁十六至十七）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論語》卷六，頁四）
以“敬鬼神而遠之”為知，則不遠之者為不知矣。既以不遠之者為不知，又何必敬之？後來儒家，答此問題，遂成一有係統的“祭祀觀”。詳見第十四章中。今所須注意者，則孔子於此提出一知字。則對於當時之迷信，必有許多不信者。故“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論語》卷四，頁六）。
（三）正名主義
孔子目睹當時各種製度之崩壞，以為“天下無道”，而常懷想“天下有道”之時。故曰：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論語》卷八，頁十三）
又曰：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季氏》，《論語》卷八，頁十四）
孔子以為政治上社會上各種階級之破壞皆自上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十世以後，必又降而“自大夫出”。“自大夫出”，則五世以後，必“陪臣執國命”，而“
三桓之子孫微矣”。“陪臣執國命”，則三世以後，庶人必有起者，此即孟子所謂“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也。
處此情形之下，孔子以為苟欲“撥亂世而反之正”，則莫如使天子仍為天子，諸侯仍為諸侯，大夫仍為大夫，陪臣仍為陪臣，庶人仍為庶人。使實皆如其名，此即所謂正名主義也。孔子認此極為重要，故《論語》雲：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論語》卷七，頁一）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顏淵》，《論語》卷六，頁十七）
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義之所指，即君之所以為君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實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義。臣父子均如此例。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義，皆盡其道，則“天下有道”矣。孔子目睹當時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感慨係之，而借題發揮曰：
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論語》卷三，頁十七至十八）
孔子以為當時因名不正而亂，故欲以正
名救時之弊也。
孔子以為當時名之不正皆自上始，故“反正”亦須自上始。《論語》雲：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顏淵》，《論語》卷六，頁十八）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同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論語》卷六，頁十九）
蓋在貴族政治時代，人民毫無知識，“君子”即貴族之行為，對於小人即庶人，固有甚大影響也。
普通以為孔子欲實行其正名主義而作《春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之目的及功用在使“亂臣賊子懼”；然《左傳》宣公二年，趙穿弑晉靈公。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卷十，頁四）
又《左傳》襄公廿五年，崔杼弒齊莊公。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卷十七，頁十一）
據此則至少春秋時晉齊二
國太史之史筆，皆能使“亂臣賊子懼”，不獨《春秋》為然。蓋古代史官，自有其紀事之成法也。孟子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孟子》卷八，頁七）
“其義”不止是《春秋》之義，實亦是《乘》及《檮杌》之義，觀於董狐史筆，亦可概見。孔子隻“取”其義，而非“作”其義。孟子此說，與其孔子作《春秋》之說不合，而卻似近於事實。
但亦或因魯是周公之後，“禮義之邦”，所以魯之《春秋》，對於此等書法，格外認真。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特注意於“魯《春秋》”，或“魯《春秋》”果有比“晉之《乘》”“楚之《檮杌》”較特別之處；所以在孔子以前，已有人以《春秋》為教人之教科書。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問於申叔時。叔時曰：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楚語上》，《國語》卷十七，《四部叢刊》本，頁一）
可見《春秋》早已成教人之一種課本。但此皆在孔子成年以前，所以皆與孔子無幹。
《春秋》之“聳善抑惡”，誅亂臣賊子，“《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莊子》卷十，頁二十五），孔子完全讚成。不過按之事實，似乎不是孔子因主張正名
而作《春秋》，如傳說所說；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書之義而主張正名，孟子所說其義則丘“竊取”者是也。
〔注〕劉師培雲：“《孟子·滕文公》篇雲：‘孔子懼，作《春秋》。’後儒據之，遂謂《春秋》皆孔子所作。然作兼二義：或訓為始；或訓為為。訓始見《說文》，即創作之作，乃《樂記》所謂‘作者之為聖’也。訓為見《爾雅》，與創作之作不同。《書》言‘汝作司徒’，言以契為司徒，非司徒之官始於契。《論語》言：‘始作翕如’，《左傳》言：‘金奏作於下’；則奏樂亦言作樂，與‘作樂崇德’之作殊。《左傳》言：‘召穆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則歌詩亦言作詩，與‘侍人孟子，作為此詩’之作殊。蓋創作謂之作；因前人之意而為，亦謂之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即言孔子因古史以為《春秋》也。故又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至於《詩》亡然後《春秋》作，則作為始義，與作《春秋》之作殊。言《春秋》所記之事，始於東周也。”（《左庵集》卷二）若以奏樂可言作樂，歌詩可言作詩之例言之，則作《春秋》即講《春秋》耳。孔子講《春秋》特別注重於正名之一點，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所以使“亂臣賊子懼也”。
（四）孔子以述為作
孔子“述
而不作”，《春秋》當亦不能例外。不過孔子能將《春秋》中及其他古史官之種種書法歸納為正名二字，此實即將《春秋》加以理論化也。孔子對於中國文化之貢獻，即在於開始試將原有的製度，加以理論化，予以理論的依據，《論語》雲：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論語》卷九，頁九）
此孔子將三年之喪之製度，加以理論的依據也。
〔注〕或謂三年之喪之製，乃孔子所定。然《左傳》謂：“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昭公十五年，《左傳》卷二十三，頁十三）觀此則三年之喪，本“天下之通喪也”，不過在孔子時，行者已不多，故王亦“弗遂”。孔子又提倡之，且予以理論的依據。
即孔子之以文藝教人，亦時有新意。正名主義即孔子自《春秋
》及其他古史官之書法中所歸納而得之理論，上文已述。此外，子貢因《詩》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悟及“禮後乎”，孔子許為“可與言詩”（《八佾》，《論語》卷二，頁三）。又雲：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論語》卷一，頁九）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論語》卷九，頁五）
可見孔子講《詩》，注重於其中之道德的意義，不是隻練習應對，隻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矣。《論語》又雲：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論語》卷一，頁十四至十五）
此以“齊家”為“治國”之本，可見孔子講《書》，已注重於引申其中之道德的教訓，不隻記其中之言語事跡矣。《論語》又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論語》卷二，頁二）
又雲：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論語》卷一，頁七）
孔子雲：
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陽貨》，《論語》卷九，頁六）
又雲：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
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論語》卷二，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