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韓非及其他法家
（一）法家之學與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麵之趨勢
儒墨及老莊皆有政治思想，此數家之政治思想雖不相同，然皆從人民之觀點，以論政治。其專從君主或國家之觀點，以論政治者，當時稱為法術之士（見《韓非子·孤憤篇》），漢人謂之為法家。法家之學說，以在齊及三晉為盛。蓋齊桓晉文，皆為一代之霸主；齊晉二國政治之革新進步，亦必有相當之成績。故能就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理論化之而自成一派之政治思想者，以齊及三晉人為多也。
春秋戰國時，貴族政治崩壞之結果，一方麵為平民之解放，一方麵為君主之集權。當時現實政治之一種趨勢，為由貴族政治趨於君主專製政治，由人治、禮治趨於法治。蓋在原來封建政治之製度下，所謂一國之幅員，本已甚狹；而一國之內，又複分為若幹“家”。一國內之貴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即所謂禮者，以治其國及家之事，至於農奴，則惟服從其主人之命令，供其驅策而已。當時之貴族，極講究威儀。《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
《詩》雲：“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
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左傳》卷十九，《四部叢刊》本，頁十六至十七）
又成公十三年，劉定公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以養神，篤在守業。（《左傳》卷十三，頁四）
蓋當時所謂國家社會，範圍既小，組織又簡單。故人與人之關係，無論其為君臣主奴，皆是直接的。故貴族對於貴族，有禮即可維持其應有之關係。貴族對於農奴，隻須“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可為“草上之風”矣。及乎貴族政治漸破壞，一方麵一國之君權漸重，故各國舊君，或一二貴族，漸集政權於一國之中央；一方麵人民漸獨立自由，國家社會之範圍既廣，組織又日趨複雜，人與人之關係，亦日趨疏遠。則以前“以人治人”之方法，行之自有困難。故當時諸國，逐漸頒布法律。如鄭子產作刑書（《左傳》襄公三十年），晉作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皆此等趨勢之表現也。鄭作刑書，叔向反對之（見第三章第五節引）。子產曰：“吾為救世也。”蓋子產切見當時之需要矣。晉作刑鼎，孔子批評之，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
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左傳》卷二十六，頁十）
叔向、孔子之言，代表當時比較守舊的人之意見。然此等守舊之意見，不能變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蓋此趨勢乃社會經濟組織改變所生之結果，本非一部分人之意見所能遏止之。
《韓非子》書影
孔子對於政治之意見，在當時雖為守舊的，然在別方麵，孔子則為當時之新人物。自孔子開遊說講學之風，於是不治生產而隻以遊說講學為事之人日益多。齊之稷下，即“數百千人”，此外，如孟嚐信陵等公子卿相，皆各養“士”數千人。此中所謂“混子”者，當然甚多。蓋貴族階級倒，而士階級興，此儒墨提倡尚賢之結果也。由君主或國家觀點觀之，此等好發議論、不負責任之智識階級，固已可厭。而一般人民之對於此等不生產而隻消費之新貴族階級，亦必爭欲加入。其不能加入者，亦必有嫉惡之心。《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上篇，頁三）。荀子對於各家之辯，亦欲“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正名篇》，《荀子》卷十六，《四部
叢刊》本，頁九）。此等言論，雖各自有其前提，然亦皆係針對時弊而言也。
《商君書·開塞篇》曰：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製，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製，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子》卷二，《四部叢刊》本，頁九。其脫誤處，依王時潤《商君書斠注》校改）
此所說上世、中世、下世，自人類學及社會學之觀點觀之，雖不必盡當。然若以之說春秋戰國時代之曆史，則此段曆史，正可分為此三時期也。春秋之初期，為貴族政治時期，其時即“上世親親而愛私”之時也。及後平民
階級得勢，儒墨皆主“尊賢使能”，“泛愛眾而親仁”，其時即“中世上賢而說仁”之時也。國君或國中之一二貴族，以尚賢之故，得賢能之輔，削異己而定一尊。而“賢者”又複以才智互爭雄長，“以相出為道”。“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君主惡而又製裁之。戰國之末期，即“下世貴貴而尊官”之時也。“立君者，使賢無用也”，此為尚賢之弊之反動，而戰國末期之現實政治，即以此趨勢進行也。
故尊君權，重法治，禁私學，乃當時現實政治之自然趨勢。法家之學，不過將其加以理論化而已。貴族政治破壞，人民在農商方麵，皆自由競爭，而富豪起。此亦當時社會經濟之自然趨勢，法家亦以理論擁護之。
（二）法家之曆史觀
法家之言，皆應當時現實政治及各方麵之趨勢。當時各方麵之趨勢為變古；法家亦擁護變古，其立論亦一掃自孔子以來托古立言之習慣。《商君書·更法篇》曰：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商子》卷一，頁二）
《韓非子·五蠹篇》曰：
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複得兔。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韓非子》卷十九，《四部叢刊》本，頁一至二）
時勢常變，政治社會製度，亦須因之而變。此理一部分之道家，亦有言及之者。但法家為當時現實政治趨勢加以理論的根據，其反駁當時守舊者之言論，多根據於此曆史觀也。
（三）法家之三派
法家中有三派，一重勢，一重術，一重法。慎到重勢。《韓非子》有《難勢篇》，引慎到曰：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麵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
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原作缶，據俞校改）賢者也。（《韓非子》卷十七，頁一）
《管子·明法解》曰：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其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製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管子》卷二十一，《四部叢刊》本，頁七）
《管子》此言，非必即慎到之說，要之亦係重勢者之言也。此派謂國君須有威勢，方能驅使臣下。
重術者以申不害為宗；重法者以商鞅為宗。《韓非子·定法篇》曰：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卷十七，頁四至五）
術為君主禦臣下
之技藝；法為臣下所遵之憲令。申不害與商鞅二家之言，所注重各不同也。
（四）三派與韓非
其能集此三派之大成，又以老學、荀學為根據，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則韓非是也。韓非以秦始皇十四年（西曆紀元前233年）死於秦（《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曰：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製，執勢以禦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卷六十三，同文影殿刊本，頁五至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