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
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斵，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穀汲者，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韓非子》卷十九，頁一至二）
古今人之行為不同，蓋因古今人之環境不同，非古今人之性異也。謂古者民俗淳厚可，但因此即謂人之性善則不可。
因人性如此，故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然後天下可以必治。若孔孟所說“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之政治，則不能必其有效。《韓非子·顯學篇》曰：
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韓非子》卷十九，頁九至十）
用法，用術，用勢，必可以為治，即“必然之道”也。
（九）無為
若君主能用此道，則可以“無為而治”矣。《韓非子·揚權篇》曰：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
，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韓非子》卷二，頁六）
《大體篇》曰：
古之全人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穀。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韓非子》卷八，頁十一至十二）
君主任群臣之自為，而自執“二柄”以責其效。君主之職責，如大輪船上之掌舵者然。但高處深居，略舉手足，而船自能隨其意而運動。此所謂以一馭萬，以靜製動之道也。
一部分之道家，本已有此種學說。《莊子·天道篇》雲：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莊子》卷五，《四部叢刊》本，頁二十五至二十八）
天下之事甚多，若君主必皆自為之，姑無論其不能有此萬能之全才，即令有之，而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一人之精力時間有限，而天下之事無窮，此所以“有為”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也，所以“古之王天下者，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帝王之德”，必以“無為為常”。一切事皆使人為之，則人盡其能而無廢事，此所以“無為”則“用天下而有餘”也。此帝王“用人群之道”也。至於施行此道之詳細方法，則即以下所舉九變是也。分
守者，設官分職，並明定其所應管之事也。分守已明，則即用某人以為某職。某人者，形也；某職者，名也。所謂“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也。既以某人為某職，則即任其自為而不可幹涉之，此所謂“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也。君主雖不幹涉其如何辦其職分內之事，但卻常考察其成效。所謂“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也。省讀為省察之省，既已考察其成效，則其成效佳者為是，不佳者為非，此所謂“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也。是非既明，則是者賞之，而非者罰之，此所謂“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也。如此則愚知仁賢不肖，各處其應處之地位，而天下治矣。《在宥篇》曰：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
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莊子》卷四，頁四十一至四十二）
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蓋法家之學，實大受道家之影響。道家謂道任萬物之自為，故無為而無不為。推之於政治哲學，則帝王應端拱於上，而任人民之自為。所謂“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然人民若各自為，果能皆相調和，而不致有衝突耶？一部分之道家，理想化天然，以為苟任人性之自然，自無所不可。此莊學正宗之見解，荀子所謂“蔽於天而不知人”者也。一部分之道家，謂若使人皆無知寡欲，亦自能相安於淳樸，此《老》學之見解也。一部分之道家，知“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事雖“匿”而不可不為，法雖“粗”而不可不陳。故亦講“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使人民皆“齊於法而不亂”。此部分之道家，亦受當時現實政治趨勢之暗示，異於別一部分道家之專談“烏托邦”矣。法家更就此點，徹底發揮。今《管子》書中，有《內業》《白心》諸篇。《韓非子》書中，有《解老》《喻老》諸篇。雖此等書皆後人所編輯，然可想知原來法家各派中，皆兼講道家之
學也。不過此講形名賞罰之一部分道家，雖講形名賞罰，而又以其為“非所以先也”；講法而又以其為“粗”，以“物”為“不可不為”，而又以其為“莫足為”。仍未全離道家觀點，此其所以與法家終異也。
（十）法家與當時貴族
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為由貴族政治，趨於君主專製政治。法家與此趨勢以理論的根據，而其才智學力，又足以輔君主作徹底的改革。故此等人最為當時之大臣貴族所不喜。《韓非子·孤憤篇》曰：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韓非子》卷四，頁一至二）
《問田篇》曰：
堂溪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
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生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向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韓非子》卷十七，頁四）
蓋當時國家社會，範圍日趨廣大，組織日趨複雜。舊日“用人群之道”已不適用，而需要新者。韓非之徒，以為“立法術，設度數”，足以“利民萌，便眾庶”，不“避死亡之害”，鼓吹新“用人群之道”，亦積極救世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