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一個實例。一位婦女與她的丈夫長期分居，據可靠資料，她參與了亂交。她多次參與了這類性活動，並且明確地感到進行這類活動有極奇妙的樂趣。這是一位55歲的婦女。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她沒有流露出絲毫的負罪感或者愧疚不安的情緒，也沒有流露出作了一樁錯事的感覺。顯而易見，一夫一妻的傾向與貞潔的傾向或者對性欲的棄絕並不是一回事。事實證實，愛情關係越是深刻地使人感到愜意，就越沒有必要對同妻子或丈夫以外的人發生性關係進行壓製。
自我實現者之所以能從性活動中獲得快感，正是因為他能夠這樣麵對和接受它。我在健康人的愛情中發現的另外一個特征就是，他們並不對兩性的作用和人格進行截然的區分。也就是說，不管是在性行為中還是在愛情中，他們都不認為女性是被動的，男性是主動的。這些人對自己的性別知道得很清楚，因而他們根本就不奢望自己承擔起異性方麵的一些文化作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既可以是主動的愛者也可以是被動的愛者，這在性行為與性交中可以充分地體現出來。親吻和接受親吻，在性行為中處於上麵位置或是下麵位置，占據主動，沉默或接受愛，挑逗或接受挑逗——這一切在男女雙方中均可看到。各種報告表明，兩性均可以從對方那裏得到樂趣。僅僅局限於主動性交或被動性交可以看作是一種缺陷。對自我實現者來說，兩性都能獲得其特殊的快感。
我們如果把這一點再向深處想的話，那就是施虐狂與受虐狂了。在被使用時，在屈從與被動中，甚至在接受痛苦、被利用時，都自有一番樂趣。同樣，在擠壓、抱緊、吮吸時，在施加暴虐時，甚至在施加和接受痛苦時，他們都能夠感到一種主動的和積極的快感，隻要不超過一定的限度。
在不夠健康的情況下，一般的二歧就會顯得正當合理。上述情況再一次表明了二歧在自我實現中是如何經常獲得解決的。
這一點與達西的論點恰好吻合。達西認為，性愛與教友愛是根本不同的，但在最優秀的人身上，兩者卻能融為一體。他談到兩種愛情，他們要麼是男子氣的，要麼是女人氣的；要麼是主動的，要麼是被動的；要麼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要麼是隱沒逃避自我的。的確，在一般人看來，所有這些都是相互對立、處於相反的兩極的，但在健康人身上情況則恰恰相反。在健康人身上，兩極對應得到了解決，個人變得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既是自私的又是無私的，既具有男子氣又具有女人氣，既以自我為中心又隱沒逃避自我。達西承認，這一切雖極為罕見，但不是完全沒有。
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根據這些有限的材料得出一個否定結論，即，弗洛伊德把愛情歸結為性欲或將兩者等同起來的傾向是極其錯誤的。這個錯誤當然並非隻有弗洛伊德才會犯——許多思想淺薄的市井之徒也犯有同樣的錯誤——但他可以被看成是在西方文明史上這一錯誤的代言人。弗洛伊德的著作處處都強烈地表明，他對這一問題偶爾會有另一種想法。例如，有一次他談到兒童對母親的感情來自自保本能，類似於在被喂了東西或得到關心之後內心油然而生的那種感恩心情，兒童對母親的感情來源於兒童最早的那些歲月，是在自保本能的基礎上形成的。另外還有一點，他認為這種感情是對應而形成的，此外他還將這種感情解釋為精神方麵的性衝動。希區曼曾描述過弗洛伊德所作的一次演講。在這次演講中，弗洛伊德聲稱一切愛情都是兒童戀母的重複。兒童從母親的雙乳吮吸乳汁，這是所有愛情關係的模型。性愛對象的發現不如看作是一種重新發現。
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各種不同理論中，能得到人們廣泛接受的，就是在《文明及其不滿》中關於溫柔的目的遭受到抑製的性愛：“這些人將主要的價值從被愛這一事實轉移到他們自己的愛的行為上去，借此獨立於他們的對象的默許。他們不是將他們的愛給予個別的對象，而是一視同仁地給予所有的人，以此來避免自己失掉愛。他們避開生殖器愛情的性目的，把本能變為一種含有遭到壓抑的目的的衝動，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生殖器愛情的變化莫測以及對它的各種不滿，他們通過這一過程引入他們自身的那種狀態——一種不可變易的、毫不偏離的、溫柔的心態——與生殖器型愛情的暴風驟雨一樣的豐富多樣性就幾乎沒有什麼表麵的相似性了，但那種狀態仍是來自生殖器型愛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