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病菌侵入人體，於是其人的肉體的生活力，即與這魔障物相接觸而戰爭。因戰爭，遂發熱。所以生活力愈強的人，這熱也愈高，那結果，卻是體質強健者倒容易喪命。的確與否不得而知，但我卻曾經聽到過這樣的話，並且以為很有趣。
生命力旺盛的人，遇著或一“問題”。問題者，就是橫在生命的躍進的路上的魔障。生命力和這魔障相衝突，因而發生的熱就是“思想”。生命力強盛的人，為了這思想而受磔刑，被火刑，舍了性命的例子就很不少。而這思想卻又使火花迸散，或者好花怒開，於是文學即被產生，藝術即被長育了。
在生命力的貧弱者，所以，就沒有深的思想生活。思想不深的處所，怎麼會產出大的文學和大的藝術來呢？僅盛著一二分深的泥土的花盆裏，不是不會有開出又大又美的花的道理的麼？
去年暮秋的或一晚，看過岡崎公園的帝國美術展覽會的歸途中，來訪我的書齋的一個友人說：“一想到現今的日本所產生的最高的藝術，不過是那樣的東西，就使人要喪氣。”
我回答說：“即使怎樣喪氣，花盆裏缺少泥土，沒有法子的。而且，想大加培植的人，不是一個也沒有麼？假使有之，但不與這樣的呆子來周旋，不正是現在的日本人的生活麼？單是浮麵上的聰明人特別多……。”
隻要馴良地做著數學和哲學的教員就完事了，卻偏要將本分以外的事，去思索，去饒舌，以致在戰時關到監牢裏去的羅素，從聰明人的眼睛看起來，也許不見得是很聰明的腳色罷。然而他那近著《社會改造的根本義》（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卻如日本也已流傳著那樣，確是很有意味的書。羅素所用的是非常簡單的論法，將人間所做的一切，都以衝動來說明。誠不愧為英吉利的思想家，那不說迂曲模胡的話這一點，是極痛快的。
“我們的活動的若幹，是趨向於創作未有的事物，其餘的則趨向於獲得或保持已有的事物。創作衝動的代表，是藝術家的衝動；占有衝動的代表，是財產的衝動。所以，創作衝動做著最緊要的任務，而占有衝動成為最小了的生活，就是最上的生活。” （羅素《社會改造的根本義》二三四頁。）
用了羅素的口吻說，則日本人等輩，衝動性是萎縮著的。而其微弱的衝動性，又獨向財產的占有衝動那一麵，動作得最多；至於代表創作衝動的藝術活動等，卻脈搏已經減少了。使羅素說起來，這是最壞的生活，這就是村紳之所以為村紳的原因。
不獨是文學和藝術，現在世界的大勢，是政治和外交也已經進步，不象先前似的，單是手段和眼力了。勞動問題已非工場法之類所能解決，國際聯盟也難於僅以外交公文的往複完事了。因為文化生活的一切活動，都以思想生活這東西做著基礎的緣故。責備日、俄戰爭前後的日本的外交，以為拙劣者，隻有那時的日本的新聞，我們卻屢次看見外國的批評家稱讚著以前的日本外交的巧妙。是的，巧妙者，因為不過是手段，敏捷者，因為不過是眼力的緣故。因為照例的小聰明人的小手藝，很奏了一點功效的緣故。看見了這回講和會議的失敗，也有人評論，以為是日本人不善於宣傳運動之所致的。但並無思想者，又宣傳些甚麼呢？即使要宣傳，豈不是也並無可以宣傳的思想麼？沒有可說的肚子和頭的東西，即使單將嘴巴一開一閉地給人看，不是也無聊得很麼？
將在公眾之前弄廣長舌這些事，當作惡德者，是日本的習慣。倘要在小房子裏敷衍，那是很有些有著大本領的。所謂在集會上議決，單是表麵的話，其實不過是幾個陰謀家在密室中配好了的菜單。好在是幾百年來相信著“口為禍之門”而生活下來的日本人，是在專製政治之下，奪去了言論的自由，而幾世紀間，毫不以此為苦痛的不可思議的人種。那結果，第一，日本語這東西就先不發達，不適於作為公開演說的言語了。在這一點上，最發達的是世界上最重民權自由的盎格魯索遜人種的國語。意在養成gentleman的古風的堪勃烈其和惡斯佛大學等，當作最緊要的訓練的是討論。在日本，將發表思想的演說和文章，當作主要課目的學校，在過去，在現在，可曾有一個呢？便是在今日，不是還至於說，倘在演說會上太饒舌了，教師的尊意就要不以為然麼？無論什麼東西，在不必要的地方就不發達。日本語之不適於演說，日本之少有雄辯家者，就因為沒有這必要的緣故。和英語之類一比較，這一點，我想，實在是可以慚愧的。（別項英語講演《英語之研究》參照。）
日本語這東西，即此一點，就須改造了。向著用這日本語的日本人，催他到巴黎的中央這類地方，以外國語作宣傳運動去，那也許是催他去的倒反無理罷。
思想是和金錢相反的，愈是用出去，內容就愈豐饒；如果不發表，源泉便涸竭了。單從這一點看起來，日本人的思想生活豈不是也就非貧弱不可麼？
日本人不以真的意義讀書，也是思想生活貧弱的一個原因罷。倘以為讀書是因為要成博學家之類，那是無藥可醫。為什麼不去多讀些文學書那樣的無用之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