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但願平安”主義的德川氏三百年的政策之故，日本人成為去骨泥鰍了。小聰明人愈加小聰明，而不許呆子存在的國度，於是成就了。單是擅長於筆端的技巧者，即在藝術界稱雄，連一篇演說尚且不甚高明者，即在政黨中拜帥的不可思議的立憲國，於是成就了。
我說：這是因為德川政策的緣故。為什麼呢？因為一查戰國時代的事，日本人原是直截爽快得多的；原是更徹底底地，並不敷衍的。
但是，概括地說起來，則無論怎麼說，日本人的內生活的熱總不足。這也許並非一朝一夕之故罷。以和歌俳句為中心，以簡單的故事為主要作品的日本文學，不就是這事的明證麼？我嚐讀東京大學的芳賀教授之所說，以樂天灑脫，淡泊蕭灑，纖麗巧致等，為我國的國民性，輒以為誠然。（芳賀教授著《國民性十論》一一七至一八二頁參照。）過去和現在的日本人，確有這樣的特性。從這樣的日本人裏麵，即使現在怎麼嚷，是不會忽然生出托爾斯泰和尼采和伊孛生來的。而況沙士比亞和但丁和彌耳敦，那裏會有呢。
世間也有些論客，以為這是國民性，所以沒有法。如果象一種宿命論者似的，簡直說是沒有法了，這才是沒有法嗬。絕對難於移動的不變的國民性，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東西，姑且作為別一問題，而對於國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則正是生活於新時代的人們的任務。喊著改造改造，而隻嚷些社會問題呀，婦女問題呀，什麼問題呀之類，豈不是本末倒置麼？沒有將國民性這東西改造，我們的生活改造能成功的麼？
我說：再多讀些。我說：再多吃些；再多說些。我說：再多吃些可口的好東西。我說：並且成了更呆更呆的呆子，深深地思索去。這些事情，先該是生活改造的第一步。根本不培植，會生出什麼來呢！
現在還鋪排些這樣陳腐平凡的話，我很覺得羞慚，也以為遺憾。我決不是得意地寫出來的。
追憶起來，千八百六十年之春，約翰洛斯庚（John Ruskin）擱了他那不朽的大著《近代畫家論》（Modern Painters）之筆了。從千八百四十三年第一卷的屬稿起，至此十七年，第五卷遂成就。在這十七年中，又作了《建築的七燈》（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又作了《威尼斯之石》（Stones of Venice）；又作了《拉斐羅前派》（Pre—Raphaelitism），大為當時的新藝術吐氣。此外公表的議論和講演還很多。他的不斷的努力終於獲報，那時藝術批評家洛斯庚的名聲，就見重於英國文壇了。這是洛斯庚四十歲的時候。
他突然轉了眼光。他暫時離開“藝術之宮”，出了“象牙之塔”，談起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來了，開手就將essay四篇載在《康錫耳雜誌》（Cornhill Magazine）上，這就是《寄後至者》（Unto this Last）的名著。近時，我的友人石田憲次君已經將這忠實地譯出，和他一手所譯的嘉勒爾的《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一同行世了。
洛斯庚在這四篇文字中，和當時的風潮反抗，解說“富”是怎樣的東西。並說靈的生活，以示富與人生的關係。洛斯庚是想到了藝術的民眾化，社會化，又覺得當社會昏蒙醜惡時候，僅談藝術之無謂，所以寫這四篇的。但世間都不理。俗眾且報之以嘲罵，書店遂謝絕他續稿的印行。這和他此後為勞動問題而作的各種書，洛斯庚還至於不能不從當時的俗眾們受了“危險的革新論者”（dangerous innovator）這一個不甚好聽的徽號。
然而洛斯庚的經濟說，卻有千古的卓見，含著永久的真理的。但使對於經濟問題毫沒有什麼素養和心得的我來說，我卻勸讀者不如去看英國的以現代經濟學者稱一方之雄的荷勃生（J. A. Hobson）的研究《社會改良家洛斯庚》（John Ruskin，Social Reformer）去。這正月，我也四十歲了。就是近世英國最大思想家之一的洛斯庚做了《寄後至者》的那四十歲。但因為生來的鈍根和懶惰，在我，竟一件象樣的事也沒有做。既不能寫洛斯庚似的出色的文章，也沒有以那麼偉大的頭腦來觀照自然和人生的力量，仍然不過是一個村夫子而已。幸而還有自知之明，所以仍準備永遠鑽在所謂“文藝研究”這小天地裏。準備固然是準備的，然而一看現在的日本的社會，也還是時時要生氣，心裏想：如果這模樣，須到什麼時候，才生出大的文學和藝術來呢？無端憤慨，以為根本不加改善，則終究歸於無成者，也就為了這緣故。象我輩似的，即使怎樣跳出“象牙之塔”來，伎倆也不過如此，那是自己萬分了然的，但是看了那些將思想當作危險品，以演劇為乞兒的遊戲，脫不出頑冥保守的舊思想的人們，卻實在從心底裏氣忿。所以雖然明知道比起洛斯庚之流所做的事來，及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不，並且還及不到萬分之一，也要從“象牙之塔”裏暫時一伸頸子，來寫這樣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