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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有一個美國的朋友,在前往澳洲的途中,從木曜島寄給我一封信,裏麵還附著一篇去年死掉的諾思克理夫卿的紀行文。這是他從澳洲到日本來,途次巡遊這南太平洋群島那時的感興記。我在簡短的文章裏,眺著橫溢的詩情,一麵想,這真不愧是出於一世的天才之筆的了。

雖是倫敦郊外的職員生活,他也非給做成一個神奇故事不可的。那美麗的南國的風光,真不知用了多麼大的魅力,來進迫了他的官能哩。他離開磽確的澳洲的海岸,穿插著駛過接近赤道的群島。海上闃無微風,望中的大洋,靜得宛如泉水。但時有小小的飛魚躍出,激起水花,聊破了這海的平靜。而且這海,是藍到可以染手一般。他便在這上麵,無晝無夜地駛過去。夕照捉住了他的心魂了。那顏色,是惟有曾經旅行南國的人們能夠想象的深的大膽的色調。赤、紫、藍、紺和灰色的一切,凡有水天之處,無不染滿。倘使泰那(W. Turner)見了這顏色,他怕要折斷畫筆,擲入海中了罷。諾思克理夫這樣地寫著。

船也時時到一小島,是無人島。船長使水手肩了帳篷運到陸地上。將這支起來,於是汲水,造石頭灶;船客們便肩了船長的獵槍,到樹林和小山的那邊去尋小鳥。在寂靜的大洋的小島上,槍聲轟然一響,僅慣於太古的寥寂的小鳥之群,便煙雲似的霍然舞上天半。當夕照未蘸水天時,石灶中火,已經熊熊生焰,帳篷裏的氈毯上,香著小鳥的肉了。星星出來,熏風徐起,坐在小船上的船客,回向本船裏去的時候,則幸福的旅人的唇上,就有歌聲。

一麵度著這樣的日子,諾思克理夫是從木曜島,到紐幾尼亞之南;從紐幾尼亞的航路,繞過綏累培司之東,由婆羅洲,飛律濱,漸次來到日本的諸島的。他一到香港,一定便將和魯意喬治的爭吵,將帝國主義,全都忘卻,浸在南海的風和色裏了。在這地方,便有大英帝國的大的現在。

使英國偉大者,是旅行。約給英國的長久的將來的繁榮者,是旅行。諾思克理夫雖然生於愛爾蘭,卻是道地的英國人。他和英國人一樣地呼吸,一樣地脈搏。而那報章,則風靡全英國了。為什麼呢?就因為他將全英國的想象力俘獲了。正如在政界上,魯意喬治拘囚了選舉民的想象力一樣,他將全英國的讀者的空想捉住了。格蘭斯敦死,張伯倫亡,綏希爾羅士也去了的英國的政界上,惟這兩個,是作為英國的明星,為民眾的期待和好奇心所會萃的。而他兩人,也都在小政客和小思想家之間,穿了紅禮服,大踏步盡自走。不,還有一個人。這是小說家威爾士。他將六十卷的力作,擲在英國民眾上麵,做著新的運動的頭目。這三個人死了一個,英國的今日,就見得淒清。

豪華的諾思克理夫,將旅行弄成熱鬧了。寂寞的人,是踽踽涼涼地獨行。心的廣大的人,一麵旅行,一麵開拓著自己的世界。寂寞的人,卻緊抱著孤獨的精魂,一麵旅行,一麵沉潛於自己的內心裏。所以旅行開拓眼界的諺,和旅行使人心狹窄的諺,兩者懸殊而同時也都算作真理,存立於這世界上。我們說起旅行,常聯想到走著深山鳥道的孤寂的俳人的姿態。這是蟬蛻了世間的旅行。也想起跨著馬,在烈日下前行的斯坦來(H.M. Stanley),將他們當作旅人。這是要征服人間和自然的旅行。這是人們各從所好的人生觀的差別。

小說家威爾士所描寫的旅行,是全然兩樣的。那是抱著不安之情的青年,因為本國的小糾葛,奔竄而求真理於廣大的世界的行旅。古之聖人曾經說是“道在近”的。但威爾士卻總使那小說的主人公去求在遠的真理去。這是什麼緣故呢?能就近求得真理者,是天才。惟有在遠的真理,是雖屬凡才,也能夠把握的平易的東西。而許多英國人,是旅行著,把握了真理的。康德從自家的書齋的窗間,望著鄰院的蘋果樹,思索哲學。鄰人一砍去那蘋果樹,思索力的集中便很困難了。而達爾文則旅行全世界,完成了他的進化論。所以威爾士在他的《近代烏托邦》中喝破,以為烏托邦者,乃是我們可以自由自在,旅行全世界的境地雲。

嘉勒爾將人們分為三種,說,第三流的人物,是誦讀者(Reader);第二流的人物,是思索者(Thinker),第一流的最偉大的人物,是閱曆者(Seer)。在建築我們的智識這事情之中,從書籍得來的智識,是最容易,最低級的智識。而由看見而知道的智識,則比思索而得的思想,貴重得多。這就因為閱曆的事,是極其困難的事。

旅行者,是閱曆的機會。古之人旅行著思索,今之人旅行著誦讀。惟有少數的人,旅行而觀宇宙的大文章。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