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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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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皆平康”：南朝廣東的墓葬與移民
“廣州皆平康”：南朝廣東的
墓葬與移民原刊於宋馨（Shing Müller）、賀東勱（Thomas O. Hllmann）、Putao Gui 編: 《廣東：考古與早期文獻（周—唐）》［Guangdong: Archaeology and early Texts\/Archologie und frühe Texte (Zhou Tang)］，《華南與亞洲沿海》(South China and Maritime Asi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4, Vol.13, 101124.
一、引言
“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皆平康。”這是出土於廣州的西晉墓磚上的銘文。墓葬紀年為公元311年，發掘於廣州城區西部。見麥英豪、黎金：《廣州西郊晉墓清理報導》，《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3期，第2432頁。盡管西晉末年的“廣州”——今天的兩廣大部——不可能如此安定祥樂，可它說明南海之濱的日子，至少好過北方的首都洛陽周邊。
開國皇帝司馬炎過世後，華北內戰連年，流民避禍南遷。所謂“永嘉”（307—313），實乃崩亂離叛之世“永嘉之亂”，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2頁。：洛陽於末年淪陷，中原為外族淩占，衣冠舉族逃亡，不肯苟存胡塵之下。他們南渡的隊伍，一直綿延到五世紀。由是漢族政權偏安江南，定都建康，始自317年東晉建立，終迄589年隋朝統一。部分流民遷往東北和甘肅地區。五世紀以前的移民潮，見托馬斯·詹森（Thomas Jansen）:《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的開放化》（Hfische ffentlichkeit im frühmittelalterlichen China）, Freiburg: Rombach, 2000, 1920.
這次西晉末年的人口南徙，在中國曆史上規模至巨，使兩廣地區自秦漢以來生齒驟繁。而魏晉南北朝時，中原政局動蕩，饑饉虐行見李權時：《嶺南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0頁。，為人熟知的遷徙大潮就有三次：（1） 東吳立國之初；（2）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3） 南梁晚期侯景之亂。這些移民潮不僅源於華北，也來自長江流域。見許輝、蔣福亞：《六朝經濟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3頁。
移民潮帶來了多少人口？史籍無考。李公明《廣東美術史》列廣州人口數而無出處：劉宋時期多於49700戶；隋代達到185800戶。見李公明：《廣東美術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5216頁。劉宋時期廣東人口數可見[梁]沈約：《宋書》卷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189頁；李公明所引隋代人口數不盡可靠，因為隋代不設“廣州”轄區，見[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80885頁。關於人口的問題參見魯惟一（Michael Loewe）:《從〈史記〉到〈陳書〉：初覽正史中的廣州》（“Guangzhou: the Evidence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Shi ji to the Chen shu, a Preliminary Survey”），宋馨（Shing Müller）、賀東勱（Thomas O. Hllmann）、Putao Gui編：《廣東：考古與早期文獻（周—唐）》［Guangdong: Archaeology and early Texts \/ Archologie und frühe Texte (Zhou Tang)］，5180.不過清楚的是，六朝時期，廣東地區郡縣頻立。見丁慕妮（Monique NagelAngermann）: 《類書中的嶺南》（“Frühes ‘enzyklopdisches’ Wissen zu Lingnan”），《廣東：考古與早期文獻（周—唐）》［Guangdong: Archaeology and early Texts \/ Archologie und frühe Texte (Zhou Tang)］, 171194.跟隨移民南下的新技術，比如冶鐵，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十三，第1932頁。漢代呂後有令禁止鐵器貿易，以打壓南越叛亂，因有後事。又見赫爾曼·約瑟夫·洛力克（HermannJosef Rllicke）：《太史司馬遷筆下的南越（約前145—前85）》［“Nan Yue in der berlieferung des Hofschreiber Sima Qian (ca. 145ca. 85 v. Chr.)”］，蒲呂西（Margarete Prüch）編：《國王趙眜的寶藏：南越王墓》（Schtze für Knig Zhao Mo. Das Grab von Nan Yue）, Heidelberg: Umschau \/ Braus Verlag, 1998, 36.；廣東以資源豐饒著稱，土壤肥沃，作物可以一年兩收；番禺又是全國最大的港口，通商貿易致使當地繁榮富裕。李公明：《廣東美術史》，第216頁。
而廣東的另一幅景象，是文獻中瘴瘧肆行的不壽之域。漢代呂後派去平定南越國的軍隊不就因患染而綿弱，在北還途中折損慘重嗎？見洛力克（Rllicke）：《太史司馬遷筆下的南越（約前145—前85）》［“Nan Yue in der berlieferung des Hofschreiber Sima Qian (ca. 145ca. 85 v. Chr.)”］, 3637.政治上的敵手和遜位的霸主常常被發配至此，調任而來的官員也是無奈至極。宋少帝退位後可能被送至今日廣東北部，僅是眾多例子之一。見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六朝》（“The Six Dynasties”），《遠東文物博物館簡報》（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68(1996), 126.可盡管記載時有叛軍作亂、割據分裂、流土矛盾、海寇劫掠，跟北方比起來，六朝時期的廣東還是稱得上“平康”。六朝時期南方大事一覽，可見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六朝》（“The Six Dynasties”）, 13246.
關於六朝南下的移民，他們究竟從哪裏來？由什麼線路來？在廣東哪裏落腳？史籍中隻有零星晦澀的線索，比如《晉書》所記：“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十三，第1932頁。
既然依靠文獻無從追索，不妨轉向考古資料（即六朝時期的墓葬），尋找移民南下的答案。在中國其他地區，特別是當時的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一帶，葬有大量來自北方的皇室眷屬、豪門子弟。他們墓穴的結構、隨葬的物品頗為相似，尤其墓誌銘文，記錄了墓主的姓名、先祖、籍貫，把這些移民的來源交代得清清楚楚。見拙著《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e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Wiesbaden: Harrassowits, 2002.可廣東的情況又不一樣，墓中並沒有發現墓誌銘。僅有的墓磚銘文，也隻是寄願祝福，最多不過記錄了造墓的年代。對於墓主，則一無所知。
所以要弄清這些墓主的來源和移民的線路，不得不從陪葬品以及墓葬樣式入手。下文將介紹六朝時期廣東地區的墓葬，以年代早晚為順序，並略述其裝飾及陪葬品。再因其形製，向中國其他地區的墓葬追溯。
研究資料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以來刊發在中國考古學雜誌上的發掘報告，（作者注）《考古》《考古學報》《文物》以及198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創辦的《江漢考古》。總共約五十座墓葬。毫無疑問，它們隻是那已經開掘的一小部分。1985年的展品名錄收列了當時未曾公布的墓葬。見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香港：明愛印刷訓練中心（Caritas Printing Training Center），1985年。所以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現在的“以少見多”有“以偏概全”的危險，新的發掘和刊文都可能帶來新的疑問。漢代交州（位於廣州西南）人口遠比廣州稠密，直到隋朝統一才有所改變。見查爾斯·霍爾庫姆（Charles Holcombe）：《早期中華帝國的南方腹地:唐時的越南地區》（“Early Imperial Chinas Deep South: The Viet Region through Tang Times”），《唐學報》（T’ang Studies）, 1718(19971998 ), 138140.比較坐落於交州（今日越南）的墓葬，可以得知移民來源，不過越南並未刊發這一時期的發掘報告。感謝波恩考古研究所外歐洲考古學委員會（Kommision für Archologie Aussereuropischer Kulturen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es, Bonn）Andreas Reinecke博士的指點。
二、六朝墓葬
漢代末期，小墓簡葬成風。全國如是，廣州也不例外。概略見李公明：《廣東美術史》，第216217頁。其中穴墓和磚墓最為普遍。前者罕見於考古報告，見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第1314頁，及第45頁圖1。而後者以單室墓居多，並有雙室及多室。部分墓磚刻有銘文，或帶生坯壓印的飾紋。早期飾紋為簡單的幾何圖案，如菱紋、斜方格紋和圓紋。六朝中出現粗製的花卉圖樣，間有鳥雀和魚族。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第6567頁，圖160。各處墓葬可能因地製宜，朝向不盡統一。封土在發掘報告中很少提及。見廖晉雄：《廣東始興縣繅絲廠東晉南朝墓的發掘》，《考古》1996年第6期，第3036頁，M1、M2號墓。
（一） 吳、西晉時代
廣東地區至今尚未發現東吳時期的墓葬。少量西晉墓葬基本都為雙室、多室結構。（作者注）小型單室墓少有陪葬品，墓磚無銘文，所推斷的年代不免有錯，因此不能一概排除。依其形製可分為兩種。
Ⅰ型代表是一座雙室墓葬，發掘於沙河（位於廣州市區），根據磚銘判斷，建築於公元290年（圖34）。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考古》1985年第9期，第799802頁，圖1。朝向正東，長7.9米，寬4.5米，高2.3米。甬道短，土牆封口，接橫向長方形墓穴前室。前室有穹窿頂，左右各一耳室，高75厘米，可能用來放置陪葬品（墓被盜掘過）。通向墓室的過道口有磚砌祭台，原應陳有祭祀器物。長方形墓室（即後室）起券頂。墓內有大量青瓷器，如罐以及各式碗、盅、盂，另有虎子、雞首壺和唾壺。前室牆角及祭台邊立有陶俑，頗為特別：兩架牛車，各有兩人在側；兩件騎馬俑，同樣各有兩人在側；一灶，灶口有婦女。它們由手工捏製，覆以青釉，均置於地麵（圖31）。墓室中還存有兩隻滑石豬。
圖31騎俑及侍從
出土於廣州沙河，西晉，290年。引自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考古》1985年第9期，圖版肆，圖4。
另有兩處雙室墓葬，是兩座Ⅰ型單室墓的並列組合，可能為夫婦合葬墓。麥英豪：《廣州沙河鎮獅子崗晉墓》，《考古》1961年第5期，第245247頁，圖1；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下塘獅帶崗晉墓發掘簡報》，《考古》1996年第1期，第3645頁，圖5。雙室以低小過道連接，通道位於前室一側耳室的位置。
同樣在西晉，出現了Ⅱ型墓葬，其代表為發掘於廣州市區北部下塘獅帶崗的M5號墓（圖32上）。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下塘獅帶崗晉墓發掘簡報》，圖2。墓長逾5米，寬不足1米，前後室同券，朝向西南，接窄甬道。前室有祭台，寬度幾同室寬。其他類型的雙室墓，兩室多由過道連接。此墓“兩室”其實為一室，內壁立有磚柱，上承拱券，前半部地磚鋪人字形，後半部地磚橫直相間（棺木所在），以此
圖32Ⅱ型墓
上：出土於廣州下塘，西晉晚期。引自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下塘獅帶崗晉墓發掘簡報》，《考古》1996年第1期，第37頁，圖一。下：出土於江西南昌，東晉。引自江西省博物館：《江西南昌晉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3頁，圖一。
分隔前後。祭台上和前室內有瓷碗、瓷盆、瓷八耳罐、雞首壺及唾壺。骸
骨邊原有銀環一隻、銀釵一枚、滑石豬一隻、銅鏡一麵及鐵器若幹。銅器有三足鬥一隻、碗兩隻，碗應產自海外。“經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分析測試中心作電子探針能譜分析，其成分比例與國內常見青銅有所不同。”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下塘獅帶崗晉墓發掘簡報》，第41頁。另有玻璃器皿碎片，可能來自波斯薩珊王朝。
（二） 東晉
Ⅱ型墓葬結構十分經濟，相比帶有過道連接雙室的墓葬，節省了建築材料。這種結構頻見於東晉，楊豪：《廣東韶關市郊的晉墓》，《考古學集刊》1981年第1期，第191頁。並且有所發展，增加了磚券的數量。腰間的大拱券將長達8米的墓穴分為前後兩室，入口和後壁另砌有小磚券。內壁另立磚柱承券，作為支撐。後壁上還發現一處“假柱”，同樣有加固建築的作用。墓室地麵通常比前室高一層磚，有些前室中央也會高砌一層，作為祭台；祭台與墓室以磚券分隔。後壁或前室牆角常有半塊凸出的磚頭，用以放置燈碗。雖然多數墓葬遭到過盜掘，其內棺木無存，在一些墓葬中，仍可以根據陪葬品推斷，Ⅱ型是雙人墓葬。兩口棺木並列於後室，前室放置陪葬品和祭祀器物。
還有一種雙人墓葬，在這裏歸為Ⅲ型：雙室並列對稱，即如發掘於始興的M4號墓（圖33）。廖晉雄：《廣東始興縣繅絲廠東晉南朝墓的發掘》，圖4。M4號墓朝向北偏西，長5米，兩間墓室均寬1.8米，高1.2米。與兩座Ⅰ型聯通而成的雙人墓不同，Ⅲ型墓的兩邊墓室不曾打通。兩邊墓室各有外牆（即隔牆有兩層磚），而僅僅共用封門牆。雖然兩邊墓室均有安葬，卻隻有一邊設有祭台。東側墓室已被盜掘，西側存有各種陶罐、陶碗、陶杯以及骸骨邊原有的兩把鐵刀。
圖33Ⅲ型墓
上：始興M4號墓，東晉。引自廖晉雄：《廣東始興縣繅絲廠東晉南朝墓的發掘》，《考古》1996年第6期，第31頁，圖二。下：出土於湖北鄂城，南朝。引自武漢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鄂州市博物館：《鄂州市澤林南朝墓》，《江漢考古》1991年第3期，第40頁，圖二。
東晉時期最常見的單室墓，墓室長3.5到5米，寬在1到3米之間。覆以磚製券頂，大多高度在1米出頭。少數墓室極其狹長，疊澀式券頂。廖晉雄：《廣東始興縣老虎嶺古墓清理簡報》，《考古》1990年第12期，第10811086頁，圖2。個別有甬道，以單層或雙層磚作封門牆。同樣僅在個別墓室內，有壁龕或凸出的磚塊，用以擺放燈碗。陪葬品中，陶瓷罐和各式陶碗、青瓷碗為多。有些墓中還有鐵剪刀或鐵刀，推斷本來應放在棺木內。碗罐類陪葬品則置於入口處。
（三） 南朝
南朝時期的墓葬，絕大多數仍為單室。其形製與東晉一致（墓室為長方形，有磚製券頂），不過更加注重內部裝飾。前文提到的放置燈碗的牆角凸磚和壁龕，在南朝依舊留存，還出現了以豎砌磚石模仿木構的假窗。一些墓葬封門內設有溝渠，應當用以排出滲水。深圳博物館：《廣東深圳寶安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1期，第3943頁。同樣可能為了防潮，墓室的後半部分墊高了一層磚，可以將滲水導向前部的排水溝。陪葬品中，大部分仍為碗、罐，又出現盤之類的器物，這些容器較晉代更多。鐵刀、鐵剪刀之外，一些小型墓葬中發現了滑石豬，個別還有墓主的裝飾品，諸如戒指、各種材質的寶珠以及鐵鏡或銅鏡。
雙室墓中，消失於東晉的Ⅰ型在南朝重現。揭陽揭仙赤M3號墓是僅有一例，由低矮通道連接的Ⅰ型三室墓（圖34）。廣東省博物館、汕頭地區文化局、揭陽縣博物館：《廣東揭陽東晉、南朝、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10期，第895903頁，圖8。該墓在形製上有所發展，包括前室與墓室、外側耳室間，設有數級向上的台階。中、右兩室中，前室與墓室之間設祭台，左室無祭台而有正方形“天井”。三條甬道均有深約半米的窖井，應該用於接收滲水。墓壁有壁龕及假窗。大部分陪葬品仍為普通的容器，此外還有唾壺、雞首壺、硯台，多數置於前室與墓室之間。唯獨右室存有金指環、銀手鐲、骨發簪、銀發釵和銅錢（作者注）發掘報告未加詳述。各一件。
圖34Ⅰ型三室墓
出土於揭陽揭仙赤地區，南朝。引自廣東省博物館、汕頭地區文化局、揭陽縣博物館：《廣東揭陽東晉、南朝、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10期，第900頁，圖八。
跟Ⅰ型一樣，Ⅱ型墓（即以一道磚券分隔前後兩室）在南朝較為普遍，墓內假窗、壁龕、燈台磚、祭台、排水井、排水溝比前代更多。廣東省博物館、汕頭地區文化局、揭陽縣博物館：《廣東揭陽東晉、南朝、唐墓發掘簡報》，第898頁。
Ⅲ型雙室墓出現於南朝後期，和前代相比，形製上基本沒有變化，僅僅在隔斷牆上開小窗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梅縣古墓葬和古窯址調查、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第3期，第207215頁。或在牆底開拱券作為聯通。一些Ⅲ型墓有假窗，祭台則比較少見。南朝末期的始興赤董M7號墓有三室並立。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始興晉—唐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982年第2期，第113133頁。盡管許多墓葬都遭到盜掘，不過總體上看，Ⅲ型墓的陪葬品略簡於Ⅰ、Ⅱ型墓。
我們可以對六朝時期的墓葬做如下總結。東晉初期，單室墓為最常見的墓葬形式，其次主要有Ⅱ型的雙室、多室墓。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愈加注重墓葬細部的裝飾。陪葬品以陶質為主，素麵青瓷器在後期有所增加。東晉時期的單室墓普遍僅有少量容器、鐵器陪葬，而在南朝，一些小墓和大墓的陪葬品數量相近。（作者注）不過相比小墓，大墓更容易招致盜掘，很難弄清它們陪葬的原始狀況。除了簡單的容器，陪葬品還有雞首壺、果盒、唾壺，個別有虎子和硯台。引人注意的是，其他地區墓葬中普遍留存的陶俑以及日用物品、糧倉之類的仿製模型，在廣東地區基本缺失。見拙著《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e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 3143.錢幣、銅鐵鏡也比較少見。一些墓葬中還有銅盆、銅碗或者銅簪——這種材料用得比鐵要少得多，另有鐵容器、鐵刀、鐵劍、鐵剪刀等。東晉時期，越來越多的墓葬中，有滑石豬置於原有墓主身邊。裝飾品主要發現於南朝大墓，有金銀指環、手鐲、發釵、發簪，個別還有金銀珠。水晶、玻璃或瑪瑙珠可能產自海外。舶來的陪葬品有上文提到的薩珊王朝玻璃器皿、銅碗；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下塘獅帶崗晉墓發掘簡報》，第43頁。在一座南齊墓中還發現了一隻銀碗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縣博物館：《廣東和平縣晉至五代墓葬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6期，第6272頁，圖一〇。和薩珊王朝卑路斯（Peroz）一世統治時期（459—484）的穿孔銀幣。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華南師範學院曆史係：《廣東英德、連陽南齊和隋唐古墓的發掘》，《考古》1961年第3期，第139141頁。
（四） 分布
六朝時期廣東地區的墓葬，不僅其數量與時俱增，分布也愈漸廣泛（圖35）。見李公明：《廣東美術史》，第216217頁。墓葬的分布應當置於現代城市發展的背景下觀察：廣州、深圳一帶特區由於建築施工繁密，自然比今天農村的地區更容易發現墓葬。可以基本確定的西晉墓葬，全部發現於廣州城區和北端的韶關。東晉時期的墓葬，北部同樣分布在韶關以及鄰近的始興；西部和西南部在高要、四會、鶴山；東部則在沿海的和平和揭陽。南朝時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西南：廣州之外，有肇慶、新興、羅鏡、鶴山；廣州東南有寶安。東部梅江一帶和平和揭陽；北部武江有韶關、始興和乳源，還有北江的英德。
圖35廣東墓葬分布
三、墓葬溯源
六朝時期廣東地區的墓葬會受到哪些地區的影響？可能在墓葬形製和陪葬品中找到答案——通過它們的大體構造或者局部特征。事實上廣東地區的三種墓葬類型都可以在中國其他地區找到源頭。不過陪葬品在其中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為在廣東幾乎不曾發現關鍵的器物。
據文獻資料記載，西晉滅亡後，廣東地區的移民主要來自中原，我們先從那裏的墓葬入手。不過中原和廣東的墓葬有所差別魏晉墓葬發掘情況參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洛陽晉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第169185頁；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穀水晉墓》，《文物》1996年第8期，第3745頁。：中原地區的大墓大多不用磚砌，而是在裸土中作窯穴——這在江流縱橫，土壤濕軟的廣東行不通。唯一相似的是廣東沙河西晉墓中的陶俑見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圖版叁、肆。，在北方大墓中，牛車、馬和侍俑並不少見。不過北方墓中往往隻有一車或一馬，而且與廣東樣式不同，還伴有鎮墓俑或鎮墓獸。見前文第47頁注釋②或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穀水晉墓(FM5)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9期，第4148頁。
從洛陽南渡的移民，許多都在新都建康附近安頓下來。是否有人繼續向更南的廣東遷徙？可惜在今天江蘇地區的墓葬中，沒有找到與廣東的相似之處，也都沒有發現那三種墓葬的形製。見拙著《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e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兩地陪葬品也有明顯的差異：東吳和西晉時期江蘇地區的青瓷器有滾輪印紋或貼花紋飾——這些貴重的裝飾，廣東地區的陪葬瓷器從未出現過。
事實上隻在兩個省份發現過與廣東地區相似形製的墓葬：一是湖北武漢附近，有一些東吳時期的Ⅰ型墓（圖36下），例子可見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任家灣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第6573頁，插圖一；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64167頁，圖二；程欣人：《武漢出土的兩塊東吳鉛券釋文》，《考古》1965年第10期，第529530頁，圖二。而東吳之後再無發現。還有一座東吳時期的三人墓，發掘於江西南昌，江西省曆史博物館：《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考古》1980年第3期，第219228頁，圖二。而這座南昌墓葬並無雙室或三室並列，與後世廣東地區（一人一室的構造，譯者注）不同。
圖36Ⅰ型墓
上：出土於廣州沙河，西晉，290年。引自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第799頁，圖一。下：出土於湖北武昌，東吳。引自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任家灣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第66頁，插圖一。
這種類型的墓葬在廣東直到西晉才出現，而且隻在廣州城區發現（圖37）。在今天廣東省的東部發掘出了一些南朝時期該類型的墓葬。
圖37廣東Ⅰ、Ⅱ、Ⅲ型墓分布
廣東北部也有兩處墓葬，可能為這些墓葬形製的遷徙線路提供一些線索（圖35、37）。在韶關以及其西的連州市發掘了兩座西晉時期的雙室墓（可惜沒有詳細描述），韶關墓中的騎馬俑，與廣州沙河Ⅰ型墓發現的相似（圖31）。兩處墓葬中均有帶陶俑的釉陶住宅和田地模型（圖38左）。而兩座墓葬是否都為Ⅰ型，根據發掘報告無法判斷。
圖38房屋模型
左上出土於廣東韶關，西晉。引自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香港：香港明愛印刷訓練中心（Caritas Printing Training Center），第111頁。右上及下：房屋模型、門樓院落。引自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65頁，圖版六，圖1、4。
至少廣東的陶俑和模型可以溯源到東吳時期的武昌（今鄂城）。鄂城墓中的陶俑，造型與廣東基本相同，除了Ⅰ型墓外隻在多室墓葬中發現。一些鄂城大墓中還發現院落模型，有高牆圍繞、四角碉樓及正、廂房八間（圖38下）。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不過指明遷徙線路的並非院落整體，而是裏麵的小屋子。由於騎俑發掘很少，無從立論。一些極其類似的陶俑發現於湖南長沙的西晉墓葬中。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第75105頁。雖然廣東漢墓也發現了陶俑和模型，它們的造型和後代有很大差異。
廣東地區Ⅱ型墓（最簡單的雙室墓）——可以溯源到今天的江西省。這類墓葬從東吳至南朝時期都有發現，集中在南昌及其以南的贛江一帶。江西墓葬的保存狀況比廣東好得多，所以可以證實在廣東的猜測：Ⅱ型確實是雙人合葬墓（圖37下）。江西省博物館：《江西南昌晉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3378頁，圖一。而壁龕、假窗、排水井和排水溝，這些存於廣東地區一些較晚的Ⅱ型墓葬中的特殊裝飾，在江西並沒有發現。這種墓葬形製不僅由江西傳往廣東，也在東晉時期沿著長江溯流而上。
Ⅱ型墓在廣東地區最早出現於廣州（圖37），東晉時期擴展到西部的高要和四會以及北部的韶關。東部海濱的揭陽、和平則有南朝時期的墓葬。
雙室Ⅲ型墓（室間過道或有或無）同樣自西晉開始，最早出現在鄂城（圖38下）。南京大學蔣讚初教授口授，他曾多年在鄂城主持發掘工作。筆者未曾讀過相關發表成果。其後的東晉，特別是南朝，擴展到相鄰的江西和湖南地區，其中包括三室聯通的特別墓葬形製。雙室墓見武漢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鄂州市博物館：《鄂州市澤林南朝墓》，《江漢考古》1991年第3期，第3746頁，圖二；三室墓見該文第43頁，圖四。
東晉時，該種墓葬出現在廣東北部的始興（圖37）。總體而言，Ⅲ型墓為數不多，局限於廣東北部。此外在東北的梅縣，也有幾座該型的南朝墓葬。
在廣東廣泛分布的容器品種（罐、碗、盤），也發現於其他省份，不過兩者的造型、裝飾和釉彩有所差別。深圳城區發掘過四座晉代瓷窯址，其製品器身光素，而覆有厚實並且開裂的綠色釉彩，這一點與長江流域的瓷器不同。早期瓷器的坯身在燒製中收縮嚴重，常常導致釉彩脫落，說明當時廣東地區對這種材料的運用尚不成熟。李公明：《廣東美術史》，第221222頁。窯址中發現的瓷器與墓葬中的類似，說明陪葬瓷器是當地生產的。
這些產自當地的瓷器或為家用，或為陪葬，工藝簡單，造型常見，而墓葬中也有一些工藝成熟的器物。這些精良獸形的插器、虎子和雞首壺，與長江下遊的製品十分相似。如廣州沙河出土的器物，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由此可以推斷，它們很有可能來自最好的瓷器產區，即聞名至今的浙江越窯。長江中下遊的墓葬也普遍有此情況。研究表明，至遲在南朝時期，這樣的瓷器已經能夠在廣東地區自行生產，並在後來發展出當地特有的樣式。由於發掘報告中相關描述和圖片太少，瓷器質量無法論斷。本文觀點從李公明：《廣東美術史》，第221230頁。
四、總結
筆者的觀點立足於此：既然移民有一定的墓葬形式，他們南下的線路也可以由此推斷。我們分析墓葬形製以及陪葬品的情況，就有可能找到這些移民或者他們先人的來源地。移民與他們故鄉的墓葬形式相伴南下之外，也必須考慮到其他可能：這些墓葬有些也許是當地人仿造的，在中原人而言，是維護了固有的墓葬形式。畢竟墓葬類型可以口耳相傳。在此感謝Francis Allard博士的啟發。這些與江西、湖北有關，又在廣東仿製的墓葬形式，是通過移民或是由其他路徑南傳到廣東，無關緊要：當時必有一批人自江西、湖北來到廣東，將他們的文化知識傳播開來。
同種墓型的主人也應同屬於一個群體。雖然弄不清他們的個體特征，但有些Ⅰ型墓透露了一點訊息：廣州沙河的Ⅰ型墓至少成雙出現，有三篇報告記錄1957年至1959年間發掘的墓葬，可惜沒有說明墓葬的相互位置：《廣州沙河鎮獅子崗晉墓》《廣州沙河頂西晉墓》《廣州市下塘獅帶崗晉墓發掘簡報》。符合家族墓地的特征。另一個標誌，廣東地區大型墓地中家族墓葬有統一朝向。例見《廣東和平縣晉至五代墓葬的清理》中M1至M4，及M13號墓。關於六朝時期家庭、家族以及家族墓地的情況，可見拙著《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e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 1819, 54158.因此形製複雜而少見的墓葬，很可能是某個東吳末年由鄂城遷來的家族標誌。墓葬形製為家族標誌，山東即有一例：臨淄附近發掘十九座北朝崔氏墓葬，均為圓形——是該家族獨有的墓型。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第221244頁；淄博市博物館、臨淄區文管所：《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第3期，第216221頁。
墓葬形製的分析表明，廣東地區的移民可能來自今天的湖北、江西。湖北墓葬中存有與廣東相似的陶俑。而在廣東發現的後代墓葬也與湖北（主要在鄂城）東吳時期的一些墓葬形製相同。這可能跟229年東吳遷都建業有關。221到229年，武昌（今鄂城）為東吳都城，在它不複重要之後，當地一小部分生活優渥的家族（由其墓葬規模判斷）有可能到別的地方碰碰運氣。可他們的目的地不是新的政治中心（今天的南京沒有這種類型的墓葬），而是寧可往南方去。
江西的情況有所不同：那裏特有的墓葬類型後來非但沒有在當地消失，且整個六朝時期還在不斷建造，並向西麵和南麵擴張。說明有一批人往湖北、湖南以及廣東遷徙。
根據考古資料，長江中遊隻有一處可能的來源。因為這些墓葬和廣東一樣，沒有銘文留存，我們無從知道墓主的身份和他們的先祖由來。他們背井離鄉的原因，也隻能止於猜測，可能也和229年的遷都有關。還有一種可能，是西晉末年大量移民由北方南下，在當地造成傾軋和競爭，又把一部分土著逼往了南方。據文獻記載，這種土著和移民的對抗在晉代的新都建康十分激烈。見詹森（Jansen）:《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的開放化》（Hfische ffentlichkeit im frühmittelalterlichen China）, 3949.所以那裏的土著南徙也不無可能，隻是還沒有考古資料加以證明。
薛愛華（Schafer）在其著作《朱雀：唐代南海圖》（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中敘述的移民路線，從長江中遊南下廣東地區，恰恰也是墓葬形製的傳播路線。薛愛華（Edward H.Schafer）:《朱雀：唐代南海圖》（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2025. 詳見第23頁地圖。因此廣東墓葬形製受到湖北和江西的影響，一點也不奇怪。兩省發掘的墓葬大多靠近湘江、贛江，而兩江是向南到達廣東的主要通道。從南昌出發，沿贛江而上，過庾關，經始興（今韶關），沿東江而至廣州。從武昌出發，則乘湘江南下至湘東或其東南，過騎田嶺，同樣在始興登陸。也可以走西路，經始安（今桂林一帶），沿欎水而至廣州。386年北魏立國以前，北方烽火連天，五胡十六國更迭為亂，因此當時長江中遊的移民南下而非北上，也是理所當然。他們沒有選擇山路，東經福建或西經四川，而是從便利的水道南下，最終抵達廣州。薛愛華（Schafer）根據李翱的行記，描述沿河旅行的情況，見《朱雀：唐代南海圖》（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2224.
廣東境內的墓葬分布與這些水路吻合（圖33），說明這些河道正是當時的遷移路線。畢漢思（Bielenstein）研究福建地區，也有類似的結論。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迄至唐末的福建中原移民》（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ang）. 另有顧邇素（Else Glahn）、易家樂（Soren Egerod）編：《致敬高本漢文集》（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rd, 1959, 98122.廣州是廣東地區的中心和貿易都會，無疑吸引聚集了南下的移民。而韶關為其北門，那裏和廣州一樣，存有廣東地區最早的移民墓葬。後代的墓葬也散布在水道附近。而廣東東部在南朝時期遷入的移民，如《晉書》記載，是由浙江地區渡海而來的。[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十三，第1932頁。
盡管墓中沒有任何文字表明墓主身份，我們仍可以推測猜想。單室墓比雙室墓在早期更加普遍，如果認為葬於大墓的人生前顯貴而富有，那說明，在早期（可能相對貧窮）的移民落腳定居後，他們才遷移而來（並且在此安葬）的。不過也有一個問題尚待解答：那些小型墓葬究竟屬於土著還是移民？
這些墓葬的主人未必是從首都委派而來的高官。如果高官們客死他鄉，也應該有家人料理，回鄉安葬。但史書記載，有一些官員家屬，在其任職期間隨同經商，生活優渥，見《刁逵傳》，[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六十九，第18451846頁。這使其卸任之後足以在當地安居。有意思的是，番禺作為港口貿易城市，當地墓葬中卻隻發現過少量舶來物品——如玻璃、銀器、外國錢幣。
貿易之外，漆器（漢代以來產於番禺）和鹽之類的土特產也是廣東富庶的原因。廣州和高要設有鹽官，而兩地都有墓葬發掘。不過奇怪的是，在乳源的三座墓中發現了極其罕見的鐵礦，重達4公斤。發掘報告認為，可能跟晉代廣東地區冶鐵繁榮有關。韶關市文物管理辦公室、乳源縣博物館：《廣東乳源縣虎頭嶺南朝墓清理簡報》，《考古》1988年第6期，第513517頁：“虎頭嶺三座墓室的拱、壁、底磚縫都楔以鐵礦物……其中有些似為煉過的鐵渣。”另一例存有鐵礦的墓葬發掘於曲江，紀年342，見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曲江東晉、南朝墓簡報》，《考古》1959年第9期，第469471頁。
六朝時期的廣東是不是真的“平康”，暫且不論。至少它足以吸引長江畔的一部分人群，因為相對其他地區而言，長江流域離廣東更近。這不僅是地理上的距離——文化上的認同同樣是因素之一。生活在長江商路沿線人們，對南方的情況風聞言傳，要比其他地區熟悉得多。那個時代，政治中心遍野浪跡——為什麼不去南方看看，碰碰運氣呢？
陸岸（德國明斯特大學）譯
“長眠於他摯愛的山中”？尋找王羲之墓
“長眠於他摯愛的山中”？
尋找王羲之墓
原刊於《中國中古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 17(2011), 7494.
一、引言
嵊州（浙江省）有一處重要的景點，位於金庭鎮華堂村。村中一座小墳塋前，立有一座石亭和一塊墓碑，碑上刻有“晉王右軍墓”之文。這一墳塋曆來被認為是晉代（265—420）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303—361）之墓。
關於王羲之生卒年的討論，參見雷德侯（Ledderose）:《六朝書法中的某些道教成分》（“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 ）,載《通報》（Toung Pao）, LXX (1984), 246278,詳見第246頁。
王羲之，眾所周知中國最著名的書法家，來自聲勢顯赫的琅邪（今山東省臨沂）王氏家族。早在公元316年西晉滅亡前數年，琅邪王氏已成為輔佐司馬睿（後來的晉元帝，東晉第一任皇帝）渡江的重要北方家族之一。長安陷落後，那些北方家族的成員在公元317年，於建康（今南京）幫助重建了晉室，是為東晉。與皇室緊密的聯係、聯姻及其自身的血緣關係，使得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始終舉足輕重，並由此成為了東晉初年的名門望族。統治階層中最傑出的代表，即王羲之父親的堂兄——權臣王導（卒於公元339年）。
關於王羲之的生平、曆仕及書法，前人研究已透露出許多寶貴的信息。我們知其於南方初年在會稽（今浙江紹興）任仕，後稱退任並在金庭度過餘生。但王羲之是如何故世的？其又被埋於何處？上述墳塋前的墓碑乃立於1502年（如碑後所記），距其離世已有千年之久。
張忠進：《王羲之墓地簡介》，《臨沂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第8993頁，詳見第92頁。是否還有更早的證據可以證明，此地確是王羲之最後的安息之所？
以下文中，筆者將檢視文獻及有關浙江東晉墓葬的考古材料，通過它們來揭示，究竟哪些人被葬於彼處。文章將試圖論證，曆來有關王羲之墓址的認定值得懷疑。浙江與建康地區的墓葬對比將顯示，王羲之及其同時代的其他名士，不太可能會葬於今日稱為“浙江”的邊鄙之地。
二、文獻記載
將華堂村的墳塋判定為王羲之墓，主要的文獻依據乃來自《金庭王氏族譜》，這是一本王羲之後裔的族譜，據稱他們仍生活於華堂村。郭廉夫：《王羲之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6頁。《金庭王氏族譜》重編於1698年，其最初版本可追溯至宋代。參見梁少膺：《關於南朝沈約〈金庭館碑〉與唐裴通〈金庭觀晉右軍書樓墨池〉兩種資料的論考、檢討》，《書法賞評》2009年第5期，第6267頁，詳見第67頁。此族譜2007年在嵊州重修，僅出版印刷100套，裝於漆木箱中。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84f2bb01000a1d.html（檢索於2010年3月10日）。這本族譜的史料可靠性相當有限，因其乃後世者為彰顯王氏家族的重要性而編纂。那麼，關於王羲之墓的具體地點，是否還有其他的資料呢？
後世地方誌常被用來引證這個問題。最早記載這一有疑問區域的地方誌，來自宋代高似孫（1160—1220）的《剡錄》，其稱“王右軍墓在縣東孝嘉鄉五十裏”（即金庭）。
[宋]高似孫編纂：《剡錄》，《四庫全書》第485冊，卷四，第10頁。再往後的地方誌，如編纂於1869年的清代《嵊縣誌》同樣引錄了這一地點。其中特別提到，嵊縣金庭瀑布山為王羲之墓所在。[清]嚴思忠修，蔡以瑺纂：《嵊縣誌》卷八，《中國方誌叢書》華中地方·第188號（1869年；再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835頁。據《嵊縣誌》載，隋時一位名叫尚杲的僧人曾留下一篇關於王羲之墓的記載。這篇文字本身，即《瀑布山展墓記》，未見引用及出現於其他的文獻中，但卻全文收錄在前述的《金庭王氏族譜》裏。文中稱，尚杲來自吳興永欣寺，受教於其師智永。後者乃是王羲之第七世孫，一直想拜謁金庭和王羲之墓，奈何老弱而不能成行。公元611年，尚杲前來完成其師心願，卻發現墓已不見墳塋，甚至輪廓難辨。據稱，尚杲擔心塋墓（或他所認定的塋墓）將完全陷於荒蕪而無法辨識，遂征請王羲之的第八代孫乾複照管墓地，並立石識之。
上下文並未指明尚杲的文字是否被刻於石上。參見梁少膺：《關於南朝沈約》，第67頁；張秀銚：《王羲之墓地考略》，《紹興文理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第8083頁，詳見第81頁。該記載以尚杲的感慨作結：“嗚呼！升平（357—363）
（作者注）即王羲之故世之年。去（今）大業（605—617）才二百五十年,而荒湮若此,則千載之後，將何如哉！”
《瀑布山展墓記》由《金庭王氏族譜》傳載。梁少膺《關於南朝沈約》中有所轉引，參見該文第67頁。
另一本清代地方誌，即修纂於1792年的《紹興府誌》，亦記載王羲之墓在金庭。不過，它給出了另外兩個可能的地點：諸暨苧蘿山與會稽雲門山，兩地皆距金庭約五十公裏。
[清]李享特修，[清]平恕纂：《紹興府誌》卷七十四，《中國方誌叢書》華中地方·第221號（1792年；重刊，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第1821頁。顯然，有關王羲之墓確切地點的傳聞不止一處，但迄今所引文獻至少都認同一個事實，即王羲之被葬於今天浙江省北部的紹興。
為擴大我們對地方誌記載的認識，讓我們來看看地方誌是如何記述王羲之同時代人墓葬的。除王羲之外，上述地方誌也提到了葬於同一區域的其他南遷而來的北方士族成員（圖41）。這些人或在浙江任職，或是置有別業，或則隱居於此。他們中有高陽（今河北保定）許詢、陳留（近開封）阮裕，二者皆葬於嵊縣；[清]李享特修，[清]平恕纂：《紹興府誌》卷七十四，第1827頁。河內（今河南武陟西南）山遐——山濤（竹林七賢之一）之孫，據說長眠於蕭山縣（今杭州蕭山區）；
[清]李享特修，[清]平恕纂：《紹興府誌》卷七十四，第1817頁。高僧支遁（支道林），來自北方關氏家族，則據稱被葬於新昌縣；[清]李享特修，[清]平恕纂：《紹興府誌》卷七十四，第1828頁。甚至謝安，據宋《嘉泰會稽誌》（1201—1204）載，其被葬於上虞。謝安在公元385年去世之前，一直掌握並穩定著東晉政權。
《嘉泰會稽誌》，詳見[清]李享特修，[清]平恕纂：《紹興府誌》卷七十四所錄，第1826頁。他的曾侄孫謝靈運，劉宋著名詩人，據說埋骨於山陰縣。[清]李享特修，[清]平恕纂：《紹興府誌》卷七十三，第1799頁。傅樂山（J.D.Frodsham）在其《潺潺的流水》（The murmuring stream）一書中，也引宋、清時代的地方誌說，謝靈運在廣州被處以極刑後，“歸葬會稽，長眠於他摯愛的山中”。
傅樂山（J.D. Frodsham）：《潺潺的流水：中國自然詩人康樂公謝靈運（385—433）的生平與作品》［The murmuring stream :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Chinese nature poet Hsieh Lingyün(385433), Duke of KangLo］.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79.
圖41清代地方誌所載葬於浙江紹興地區的名士
上引文獻皆本自宋或宋代以後，唯《瀑布山展墓記》為隋代所作。然其在同時代的文獻裏均不見蹤影，隻在年代甚晚且可靠性本就堪憂的《金庭王氏族譜》裏有所登載。再往前推，彙編有更早史料，成書於唐代的《晉書》並未提及上述這些人的葬地，即使是在他們的本傳裏。一般情況下，官修史籍會提供任職或退休地的信息，或像在記述謝靈運及其家族的例子中，提到他們的別業所在。有時也會提及某人的年壽及卒地，但很少提到葬地。我們隻在《宋書》謝靈運的本傳裏，發現他的父祖並葬於始寧（嵊與上虞之間），即謝家故宅所在地。
[梁]沈約撰：《宋書》卷六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54頁。在其他唐代的文獻中，可以找到更多的信息。《元和郡縣圖誌》（806—814）提供了晉朝帝陵的詳細方位，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誌》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97頁。所記載的地點（蔣山和雞籠山，分別坐落於建康的北部和東北部）與考古發現較為一致。另參安然（Annette Kieser）:《墓葬及墓誌所見東晉流徙家族》（“Emigrantenfamilien der stlichen JinZeit im Spiegel ihrer Grber und Grabinschrifttafeln”）, 《遠東》（Oriens Extremus）, 43 (2002), 161174，詳見第161頁。還提供了當時最具權勢的兩位人物——王導和謝安的墓葬信息。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卷二十五，第598頁。不過該書關於謝安墓的記載與後世地方誌大相徑庭，它指出謝安墓位於石子崗，上元（唐時的建康）東南十裏，並非如後來地方誌所說的在上虞。丞相王導，王羲之的叔父，據稱也被葬於建康附近、幕府山的北郊。關於支遁，則有一條相當早的材料大致與後世的地方誌相符：《世說新語》，編纂於公元430年，其中輯錄了王導之孫王珣所作的《法師墓下詩序》。王珣曾於公元374年拜謁支遁墓，距其故世八年。王珣寫道：“餘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校箋中引錄《支遁傳》，所述與之相同。
徐震堮著：《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52頁。引自許理和（Eric Zürcher）:《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J.Brill, 1959, Vol. 2, 360.晉時的剡大致相當於清代地方誌中所說的新昌縣。但與王羲之的情況一樣，關於墓址，另有一種說法：撰於公元530年的《高僧傳》載，支遁墓在會稽塢山。
[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63頁。
總之，大部分登載有北方流徙士族墓位置的文獻僅可追溯至10或11世紀，甚至更晚。再早些的文獻除帝陵外，幾乎沒有提及墓葬。僅有一處極少見的例子提供了與後世地方誌不同的記載：早期文獻記謝安墓在建康附近，後者則稱在上虞。
如果早期文獻未能提供有關墓址的足夠信息，則我們不禁要問，後世地方誌的作者是如何獲知百年前就已故世人物的葬地的？或許，他們是從一些有所偏失的私史中獲得了信息，如前述的《金庭王氏族譜》，但其資料的原始來源很可能早已遺失。
疑議地區的早期中古地方史誌已不存。筆者所能檢視到的殘本均未提及王羲之墓，隻在魯迅所輯的早期古籍中有一些線索，即引自《嘉泰會稽誌》的前述內容。而《嘉泰會稽誌》亦轉錄自《太平禦覽》，最遠隻可上溯至宋代。參見魯迅輯：《魯迅輯錄古籍叢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315頁。另參[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陳橋驛：《紹興地方文獻考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然我們仍要追問，地方誌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正確？前述流徙士族如王羲之或謝安，是否真的葬於今天的浙江或其他什麼地方？文獻資料無法提供確切的答案。除墓址信息矛盾外，在謝安的例子中，地方誌的說法更值得懷疑。今天，考古發現了不少北方流徙家族的墓群，前述琅邪王氏和陳國謝氏家族的墓葬也包括在內。所有這些墓葬群中，卻沒有一個發現於浙江。它們均出土於今天的南京，即曾經的六朝都城建康郊外。朝廷貴族選擇此地作為自己最終的安息之所，亦是合乎情理的。
三、南京墓葬
近年來，由於大量的考古工作在今天南京的市中心及其近郊展開，許多六朝的墓葬因此被發掘。
關於南京地區發掘的200多座墓葬數據及分析，詳見安然（Annette Kieser）:《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hfe des 3.6. Jh.n.Chr. in Südchina）,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14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2.其中包括上述的家族墓地，最多時有24座墓葬有序排列。幸運的是，在許多的墓葬中，尤其是東晉及南朝的墓中，都有發現可以確定墓主人身份的墓誌。由此可以更為清楚地了解，在東晉及南朝初年，北方的流徙士族是如何被安葬的。另一方麵，在浙江卻沒有出土墓誌，僅僅在磚牆上發現了少數帶有墓主人名字的銘文。因此很多埋葬於彼的墓主人身份無法被確定。假設北方流徙士族墓，尤其是特定時代或朝代中同一家族成員的墓葬，具有某些基本的相似性，則對比建康的流徙士族墓與浙江出土的墓葬，或可幫助我們揭示墓主人的身份。如果，如地方誌所示，一些北方流徙士族確實被葬於浙江，則我們或可認為，在浙江已發掘（及公布）的墓葬中，應有部分是屬於祖籍北方者的，且這些墓葬的建製及隨葬品，應與南京的流徙士族墓具有相似性。
讓我們來仔細看一下南京的墓葬。家族墓群中的墓葬是什麼樣子？以琅邪王氏家族墓為例來做分析（圖42）。南京北郊迄今出土了此家族中某一分支的12座墓葬。王彬（丞相王導之堂兄弟、王羲之叔父）家族共三代人葬於象山的南麓（表41，圖43）。所有墓葬，除M7外均大致朝南。根據墓誌，其中8座墓葬的時間在公元341年至392年之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東晉興之夫婦墓發掘報告》，《文物》1965年第6期，第2633頁；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二、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年第10期，第2945頁；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341頁；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8號、9號、10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7期，第420頁；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11號墓清理簡報》，《文物》2002年第7期，第3440頁。
圖42南京象山11座琅邪王氏家族墓
摘自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8號、9號、10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7期，第34頁，圖一。
王氏墓葬均為小型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墓室最長不過5米。有些墓連著一條短甬道，並設有排水溝及放置燈盞的小壁龕。
幸運的是，12座王氏墓葬中有6座均未遭受盜擾或嚴重的自然侵蝕，除大部分有機質外，隨葬物品的擺設和位置都保持著原樣。最近一例發掘是M9墓，為王建之（王羲之堂兄弟之子，見表41）及其妻劉媚子的合葬墓，其於公元372年下葬（圖44）。墓室內長4.42米，寬2米，高2.2米。甬道近門處設有一道排水溝。壁龕中置有青瓷燈盞用於照明。近墓室入口處、沿牆及前部轉角還發現有其他的青瓷器，如盤口壺、香薰。墓誌則被置於棺木的前端。墓室平麵圖中所示的其他物件原在棺內，棺木隨時間推移已腐朽。在女性墓主人的頭部，墓室的東壁，葬有一枚鐵鏡、一件銅弩機、一小塊石黛板及金簪、金釵和指環。另外，尚有金飾和銅飾附於其衣物上，墓主人的手中還各持有一隻滑石豬。墓室西側王建之的棺內，亦在其頭部位置，放置著同樣組合的陪葬品：鏡子（銅製）、弩機、石黛板，連同一個木碗和一隻三足爐。滑石豬被置於其手中，墓主人的衣物上還佩戴有一隻玉帶鉤。墓室中器物的貧乏與死者身邊個人隨葬品的豐富、貴重，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種反差在王建之的叔父王興之的墓（M1）裏，表現得更加明顯。在其棺中，發現有一些罕見的器物，如一隻鸚鵡螺杯和一個鉛人。而這種反差的極致則屬M3墓，即王建之的姑母王丹虎之墓。她的棺外僅放置了一把青瓷盤口壺，而在棺內，墓主人的身上則飾以金環、金釵、舶來的玻璃珠、琥珀珠、綠鬆石珠和其他更為珍貴的物品。關於此類隨葬品所示墓主人身份地位，及宗教信仰的討論，參見安然（Kieser）:《鄉豪、流民、新貴》（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100117.
圖43琅邪王氏族譜
表41南京象山王氏家族成員墓
墓葬墓主人墓誌時間
M1王興之與宋和之1341\/348
M2未知—劉宋早期
M3王丹虎1359
（續表）
墓葬墓主人墓誌時間
M4未知—東晉
M5王閩之1358
M6夏金虎1392
M7王廙（？）—322
M8王仚之1367
M9王建之與劉媚子3372\/371
M10未知1東晉
M11王康之與何法登2356\/389
M12未知—報告未刊布
圖44M9墓葬平、剖麵圖，棺內（726）及棺外（16，2729）隨葬品
摘自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8號、9號、10號墓發掘簡報》，第9頁，圖一二。
讓我們來看看謝氏家族墓地：迄今為止，已發掘並公布的墓葬有8座（圖45，表42）。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謝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第414頁；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謝溫墓》，《文物》1998年第5期，第1518頁；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司家山東晉、南朝謝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第3649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戚家山東晉謝鯤墓簡報》，《文物》1965年第6期，第3435頁。
圖45南京司家山七座陳國謝氏家族墓
摘自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司家山東晉、南朝謝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第37頁，圖二。
表42南京司家山謝氏家族成員墓
墓葬墓主人墓誌時間
—謝鯤1324
M1未知1南朝早期
M2未知—南朝早期
（續表）
墓葬墓主人墓誌時間
M3未知—南朝早期
M4謝球與王氏2407\/416
M5謝溫1402
M6謝珫1421
M7未知—南朝
謝安的叔父謝鯤，卒於公元324年，其墓地發現於南京南部的戚家山，舊稱石子崗（有意思的是，根據《元和郡縣圖誌》，謝安本人也葬於此），其他的謝氏墓葬則集中於司家山，亦在南京的南郊，時代在劉宋年間。葬於彼的是謝安的侄孫們，即前述謝鯤的曾侄孫們（圖46）。
圖46陳國謝氏家族譜係
遺憾的是，所有這些墓葬均遭盜擾。因此，雖然我們可以知曉墓葬的結構，然下葬當天死者的隨葬品是如何擺放的，卻隻能拚湊其概貌。相比東晉初期的王氏家族墓，後期劉宋謝氏的墓葬中似安放了更多的隨葬品，部分為陶器，多數為青瓷器（圖47）。燈盞、三足盆、憑幾及各種器物（碗、罐、雞首壺、唾壺）被置於其中，包括一些石人俑。由於盜掘，貴重的物品，如金銀珠寶，均已遺失。但毫無疑問，此類物件也會被給予這樣一位世家大族的去世者，正如王氏家族的逝者一樣。謝氏家族墓的結構與王氏家族略有不同，它們也是磚室墓，但規模更大一些，長度可達6米，高度可過3米。一座木門封閉了通向墓室的短甬道。磚牆上也有發現放置燈盞的壁龕，但謝氏墓在側壁和後壁還設置了磚製的直欞假窗。棺木被放在墓室後半部磚砌的棺床上，有些墓的前半部還設有小型磚砌祭台。排水溝在多數謝氏家族的墓中都有發現。
圖47謝氏家族墓M1假窗、壁龕、棺床及部分門框
摘自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司家山東晉、南朝謝氏家族墓》，第37頁，圖三。
如前所述，在南京發現了其他北方流徙士族的家族墓群。除王氏和謝氏外，琅邪顏氏、廣平李氏、太原溫嶠及其親屬，甚至皇室司馬家族的部分墓葬都有出土。
參見安然（Kieser）:《墓葬及墓誌所見東晉流徙家族》（“Emigrantenfamilien der stlichen JinZeit”）, 161.因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獲知，在遷至南方的早年（即東晉和南朝初年），北方流徙士族是如何被安葬的。
總結來說，這些墓葬都是單室磚砌墓，通常為券頂，個別為圓頂（即穹隆頂）。部分有甬道，並以磚牆封閉。排水溝十分常見。磚麵通常無銘刻，若有，則多飾為幾何圖形，如菱形圖案等。東晉墓的形製較小，墓頂大多十分低矮（有時低於1米），而南朝墓的墓室則趨於更大一些，但長度通常不超過6米。棺床及小型祭台在後期的墓葬中出現得更加頻繁。至於隨葬品，在東晉墓中一些祭祀用的素麵青瓷器或陶製飲食器，被集中放置於入口處附近或磚砌的祭台上。壁龕中的燈或燈盞托為下葬時墓室照明之用。偶爾也有熏爐，但其他的物件較少。南朝墓中則配有類型豐富的祭祀器，並有其他的隨葬品，如唾壺、憑幾、硯台及偶爾出現的墓俑。總之，這些後期的墓葬在隨葬品的種類和數量上略有增多，但在墓室的陳設上仍顯簡陋。
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事實。因我們必須提醒自己，這裏埋葬的可是南方政權中最顯赫的人物。當然，漢代地下宮殿的時代已不再，但它們如此局促的形製和部分時候隨葬品的極度匱乏，都令這些流徙士族的墓葬與洛陽附近的西晉早期墓，甚或北方同時期的墓葬，形成鮮明的對比。北方這一時期的墓葬不僅有大量的墓俑，還有類型豐富的器皿及其他物件。尤其是家常物品和建築結構的模型，都成為墓葬陳設的一個部分。所有這些在南方卻都未見。
另一方麵，在南方，隨葬品多為祭祀用的十分常見且樸素的容器，但棺內的發現卻令人驚異。舶來的珍品如前述的鸚鵡螺杯、玻璃杯、各種珠子（以琥珀、綠鬆石、瑪瑙等外域材料所製）、珍珠、金剛石指環、金銀飾品及發簪、發釵和指環，都有出土。
關於舶來品的來源，詳見安然（Kieser）:《鄉豪、流民、新貴》（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105, 111115.除珠寶等私人物品外，滑石豬、單件小型容器及錢幣，都可能出現於棺中。鏡子常與弩機或刀具一起，被置於逝者的身邊。而稍後，我們再回來探討這種鮮明的對比。
最後，在南京的墓葬中，墓室壁旁出土的墓誌是確考墓葬時間及墓主人身份的最可靠依據。有趣的是，所有在南京發現的六朝墓誌都屬於東晉或南朝時期，且幾乎都是北方人的。
四、浙江墓葬與南京墓葬之比較
在檢視完南京的墓葬，特別是王羲之及謝安親族的墓葬後，讓我們再來仔細看一看浙江的材料：在這些墓葬中，是否有部分是屬於北方移民的呢？
乍看之下，浙江的東晉、南朝墓與南京的幾乎一模一樣。所有墓葬都為中等大小的磚室墓，時有壁龕及排水溝，後者對潮濕的地區十分重要，可以防止地麵滲水而淹沒墓室。
1979年在嵊縣發現的一座未經擾動的東晉墓，可以作為這一地區晉與南朝墓葬的典型（圖48）。
嵊縣文管會：《浙江嵊縣六朝墓》，《考古》1988年第9期，第800813頁，詳見第808頁。這座小型券頂墓（M14）全長為5.35米，內高僅1.13米。封門牆共兩層，被砌於短甬道內，且麵朝東向。同南京的墓葬，其內設有排水溝，後牆一個小壁龕內置有燈碟一盞。棺木被放在高出墓室地麵的矮棺床上。僅一件小青瓷碟被作為個人隨葬品，置於逝者的身邊。另外，在棺床的前部放有一些獻祭器：五件青瓷盤，中間三件上各置一隻耳杯。後麵則是燈盞、唾壺、香熏及小碟各一件。這與南京的墓葬非常相似。
圖48浙江嵊州東晉墓棺內青瓷器（13）及棺外獻祭器（112）
摘自嵊縣文館會：《浙江嵊縣六朝墓》，《考古》1988年第9期，第808頁，圖一一。
但若仔細觀察浙江的墓葬，就會發現它們與南京的流徙士族墓差別明顯。在這裏，多數情況下甬道是與側壁相連的，如同上述的嵊縣墓。這種L形的墓室和沒有任何甬道的墓室在浙江墓中十分常見，它們比甬道建於中間的南京T形墓（圖49）在結構上要略為簡單。當然，這兩種類型在南京也有出現過，但不是主流，更不會出現於流徙士族的墓中。在南京，這種較為簡單的墓葬類型似局限於社會下層的人中。
圖49墓室形狀：L形（左），矩形（中），T形（右）
一般來說，浙江墓在結構上比南京墓更趨於簡化，它們往往沒有祭台。棺床（若有的話），也顯示為一種非常簡單的結構，墓室的後半部乃用一層平磚來加高。另外，墓頂的構造也有顯著的區別：浙江墓中未建有單個穹隆頂，在這裏，我們無一例外發現的都是更為簡單的券頂結構。
關於墓室中放置的隨葬品（但處於棺木外部），和南京的墓葬一樣，在浙江墓中有以青瓷製成的盤、壺、燈盞及香熏等素麵容器。無論葬於其中的是士族成員還是不甚富裕的人，一定數量的這些器物對於一個基本的獻祭儀式而言似是必要的。浙江墓中所缺乏的是墓俑及家常用具的模型，這些在少數南京的南朝墓中曾有發現。
在浙江，棺內的個人隨葬品包括銅鏡、錢幣、小型容器、鐵或銅製刀具，以及逝者手中的滑石豬。這些在南京的墓葬中都有發現。貴重物品，如金銀飾品則非常罕見。迄今已發掘（或公布）的所有浙江墓中，僅一座（時間為南朝）發現了玻璃珠。
這座墓葬在東陽被發現，通過磚銘推斷，其年份為公元427年。除18顆玻璃珠外，還出土有一件玉石器、銅鏡、鐵器及幾件青瓷容器。趙寧：《浙江東陽縣李宅鎮南朝墓》，《考古》1991年第8期，第759760頁。奢侈品及舶來品在浙江墓的隨葬品中未曾出現。
浙江墓與南京墓的另一顯著不同為墓磚的紋飾（圖410）。在浙江，除常見的幾何圖形外，尚有花紋、動物紋及經常出現的符合當地審美的魚紋和錢紋組合。
（作者注）這種圖案寓意吉祥，“魚”（二聲）應讀為“裕”（四聲），富裕之意。這些墓磚的部分裝飾紋案中或有一些文字，最常見的是吉祥語或墓葬建造的時間。一些工匠的名字也會由此得知，或如某一例中，我們知道一位名叫任彬的人，在公元390年為他死去的母親建造了一座墓葬。
牟永抗：《浙江金華縣竹馬館發現晉墓》，《考古通訊》1957年第1期，第6162頁，詳見第62頁。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磚上也會刻有墓主人的名字，如在新昌發現的分別為董夏和梁孜所建的墓葬。
新昌縣文管會：《浙江新昌縣七座兩晉墓清理概況》，《文物資料叢刊》1983年第8期，第5459頁，詳見第54、57頁。遺憾的是，沒有一位提到名字的人，可以被認定為是北方流徙士族的成員或當時其他大族的成員，並且不見於史載。
這就引出了與南京墓葬相比最重要的一個區別：在浙江，尚未發現過一塊單獨的墓誌。若墓主人的名字被知曉，也完全是因為磚銘。但除了名字和職官（極少數情況下得知）外，不再有關於墓主人的其他信息，沒有死者的郡望、祖輩或後裔子孫之說明。這一傳統似局限於南京的流徙士族墓中。
圖410浙江墓磚紋飾及銘文
摘自嵊縣文館會：《浙江嵊縣六朝墓》，第800頁，圖一；第811頁，圖一五。
五、結論
通過對比南京的北方流徙家族墓與浙江出土的六朝墓葬，我們發現後者並未顯示有任何北方士族成員墓的典型特征。考古資料無法支持文獻的記載。沒有一座浙江墓可被認定為是屬於北方流徙士族的，更不必說更為著名的家族。
有三個流徙士族墓的主要特征是浙江墓所不具備的（表43）。首先，至今沒有發現外來的貴重物品。這些物品，罕見且不易獲得，可以被認為是接近王位擁有者的象征。它們可能來自皇室對重要貴族的賞賜（甚或唁勞之贈），
王廙，很可能葬於王氏家族墓的M7號墓，據《晉書》記載，在公元322年他的葬禮上，司馬紹（後來的晉明帝，公元323—325年在位）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他或許亦會賜予王廙唁勞之贈。參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04頁。關於唁勞之贈的典籍記載，參考伯恩特·漢克爾（Bernt Hankel）:《通向靈柩之路：儒家經典所知的最初葬儀》（Der Weg in den Sarg. Die ersten Tage des Bestattungsrituals in den konfuzianischen Klassikern）, Bad Honnef: Bock und Herchen, 1995, 169173.但無論如何，它們的擁有需要一定的社會地位（或財富）。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浙江墓中沒有發現墓誌。記載有死者郡望、職官、祖輩和後裔子孫的墓誌是北方的傳統慣例，西晉滅亡後大量的北方貴族離開了家園，並將此慣例帶到了南方。顯然，世家大族的成員，特別如琅邪王氏或陳國謝氏，希望表明自己與那一特定家族群體的聯係，甚至是在死後。他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如南京墓葬中他們的墓誌所示。雖然他們被葬在了都城，但筆者以為，即使他們真的葬於今天的浙江，葬於其故宅附近，他們也一定會如此做的。第三個浙江墓所缺乏的特征是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與南京相反，可以被認為是家族墓地的墓葬群在浙江並不多見。
一個家族墓地可能的例子，是在蒼南縣發現的有序排列的六座墓葬。溫州市文物處：《浙江蒼南縣藻溪南朝墓》，《考古》1986年第7期，第665667頁。筆者因此以為，不管後世地方誌的記載如何，流徙士族並未葬在他們的故宅別業附近，而是在京城，以傳統的方式集中埋葬於其家族的墓地裏。
表43南京墓葬與浙江墓葬之對比
南京墓葬浙江墓葬
墓葬結構磚砌單室墓：
L形，矩形，但更多是T形
壁龕
排水溝
祭台磚砌單室墓：
L形和矩形為主
壁龕
排水溝
紋飾磚
磚銘
隨葬品素麵容器：
壺、碗、盤、燈盞
香熏
一些有墓俑素麵容器：
壺、碗、盤、燈盞
香熏
個人物品（棺內）銅鏡
錢幣
小型容器
鐵或銅製刀具
滑石豬
弩機
金銀飾物
一些外來物品
墓誌銅鏡
錢幣
小型容器
鐵或銅製刀具
滑石豬
有更進一步的證據支持這一觀點。如我們所見，南京的流徙士族墓陳設簡陋。為何它們看上去像沒有完成一樣？筆者曾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東晉初期的流徙士族墓應被視為臨時的葬地，而非逝者長久的居室。
安然：《東晉時期北方移民對南方墓葬影響的重新評估》，巫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1272頁。另參安然（Kieser）:《墓葬及墓誌所見東晉流徙家族》（“Emigrantenfamilien”）。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第一代北方的流徙者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光複中原並返回故土，無論生或死。事實上，謝鯤的墓誌即表明了這一點。誌文中記載，他隻是“假葬”於建康，而家族的“舊墓”在北方，今鄭州的附近。
銘文全文：晉故豫章內史陳（國）陽夏謝鯤幼興以泰寧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縣石子罡在陽大家墓東北（四）丈妻中山劉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廣幼臨舊墓在滎陽。另參安然（Kieser）:《北方的影響》（“Northern Influence”）, 260；及華人德（Hua Rende）:《東晉墓誌石：附議〈蘭亭序〉之論爭》（“Eastern Jin Epitaphic Stones: With Some Notes on the ‘Lanting Xu’ Debate”）,《中國中古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 3 (1997), 3088,詳見第4041頁。由於這些南方的墓葬不被視為永久的居所，因此沒有必要模仿逝者地上的住宅，來布置這些臨時的安息之所：沒有家常物品的模型、建築模型或墓俑，而這些在幾年前北方故土的墓中尚十分常見。
洛陽附近的西晉墓就隨葬有這些提到的物品。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魏晉墓》，《考古》1985年第8期，第72135頁，詳見第727頁，圖10；或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穀水晉墓（FM6）發現簡報》，《文物》1997年第9期，第4954頁，詳見第42頁，圖2。棺外僅擺放了一些必要的祭祀器，及在葬禮上用於墓室照明的燈盞。如王丹虎被安葬在一個十分低矮的墓室中，低到下葬祭拜時，人們都無法在墓中直立起來。用於獻祭的器物亦非常之少，少到僅有一把壺。一個完整且更盛大的祭祀儀式希在不久的將來，能於重返北方後，在最終修築的歸宿裏舉行。人們計劃返回故土的當日，打開臨時的墓葬，帶上去世家族成員的棺木，並將其重新埋葬在北方的土地裏。那裏的墓葬一定會建得更大，放入更多的模型及其他死後世界所需的一切。由於棺木本身不會被再次打開，其內因此裝滿了逝者個人的珍貴物品及唁勞之贈。他們佩戴珠寶，並於身旁放置所有認為必要的東西。墓誌，作為一個整體，也在述說同樣的故事。如華人德指出，南京墓誌隻登載了死者基本的信息，如名字、社會地位、郡望、卒日及其葬地，間或有血親的名字。
華人德（Hua Rende）:《東晉墓誌石》（“Eastern Jin Epitaphic Stones”）, 3941.它們在此隻是一個臨時的標識，而非似更早的西晉及更晚時期的墓葬那樣，被當作永久的紀念對象。它們僅有的功能是一旦重新打開墓葬，可以用來鑒定埋葬者的身份。我們發現，南京的墓葬被集中成家族墓地，這不僅僅是對傳統的遵照，更是為了方便照管家族成員的墓葬。此外，為了簡化重新開啟的過程，隻有將臨時的葬地集中在一起才是合理的。被葬於遙遠的浙江（至少在東晉初期），將會使整個遷葬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且意味著，在筆者看來，即使收複了北方，墓主人也並未打算重新葬在故鄉的土地裏。
六、浙江的墓葬是如何？
浙江墓中埋葬的是什麼人，這個問題並不易作答。沒有一個刻於磚牆上的名字可在史籍中被查找到。埋葬在那裏的人似沒有一位是統治階層的精英，或至少沒有一個人足夠重要到官方史籍為之作傳。已發掘墓中安葬的是祖籍北方的低等級官員，還是本土人士，抑或二者兼有，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作者注）對比移民潮時代來臨前的浙江墓葬，或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認同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證據表明流徙士族被葬於浙江，他們實際葬在了任職地京都的附近，而非擁有別業的東南部，那麼這裏尚存在一個問題：為什麼地方誌非要聲稱他們的墓在浙江呢？
讓我們來簡短而仔細地回顧一下地方誌提到的埋葬在那裏的人。關於山遐，我們知其死於東陽太守任上（今浙江金華）；阮裕，用馬瑞誌（Mather）的話說，“在王敦流產的叛亂（322—324）中，醉酒其時而撿回一命”
馬瑞誌（Richard B. Mather）:《世說新語：世界故事的新敘述》（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540.，公元326年其退隱會稽，並屢辭朝廷的征聘；許詢亦拒絕為官，作為隱逸詩人居於浙江山中，且受“士大夫僧人”
許理和（Zürcher）:《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Vol. 1, 116.支遁的影響頗深。後者“在京都及會稽的寺院裏度過了大部分時間”
馬瑞誌（Mather）:《世說新語》（Shihshuo Hsinyü）, 509.，並於會稽終享晚年。許詢、支遁都是王羲之和謝安的好友，王、謝二人分別在退休後及出仕前，於會稽和金庭居住數年。
所有這些人的共通點是，他們或在今天的浙江為官，或在退任或歸隱後居於彼處的故宅。名士如王羲之及其好友們有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循世俗規矩，宴集於美景之中，享受自然、美食、美酒，並賦詩書法。會稽山，他們所“摯愛”的山，是我們仍可想象王羲之及其好友們漫步其間的風景。這一想象，連同自然美景，或將塑造出一種理想化的景致。山水景色與特定生活方式下名士的緊密聯係，在文獻記載中有了一席之地，特別是在那些記錄地方人文的地方誌中。至少自宋代以來（特別自南宋遷都至杭州附近），關於這些人的傳說被廣為接受，人們不僅相信這些名士曾經生活在這裏，而且認為他們葬於這一地區，並曾留下種種古跡。
以王羲之為例，另有一個方麵是，七世紀之後他被冠以“書聖”的稱號。
汪悅進（Eugene Y. Wang）:《〈馴悍記〉：公元七世紀的王羲之(303—361)和書法士紳化》（“The Taming of the Shrew: Wang Hischih (303361) and Calligraphic Gentrification in the Seventh Century”）,載劉怡瑋（Cary Y. Liu）等編：《中國書法中的字與文》（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2173.詳見第133頁。他日益增長的重要性無疑加深了人們的願望，即加強與這位曾在該地區生活過的最著名人物的聯係。不僅他的墳塋，還有其他的傳說及紀念之地，如王羲之洗毛筆的“墨池”。唐代據稱仍在金庭，但很有可能是在那個時候被“重建”的。
梁少膺：《關於南朝沈約〈金庭館碑〉與唐裴通〈金庭觀晉右軍書樓墨池〉兩種資料的論考、檢討》，第65頁；另一個“墨池”仍存在於今天山東省臨沂，晉時的琅邪，王羲之早年在那裏生活過。
這一傳統於今天仍然存在，有趣的是，就在幾年前還曾利用過。為紀念王羲之誕辰1700年，嵊州市政府決定以其墓為中心建一座“書聖公園”。
參見浙江在線，2003年4月8日，鏈接http:\/\/www.china.org.cn\/english\/travel\/61310.htm（檢索於2010年3月20日）。今天，王羲之在整個中國家喻戶曉，他的名聲被用來吸引遊客至嵊州的公園，雖然他是否埋在那裏甚至都不能確定。
地方誌常常利用某一重要人物及其與某一特殊景觀的聯係，來作為提升聲譽的資源。其他名人或也包括在內，而於所有情況中最好的，是據稱他們埋葬在那裏。但考古資料卻表明，地方誌上有關墳墓位置的陳述，須被批判性地分析，且應謹慎引用。
流徙士族墓的位置所在，是就他們在南方流寓時如何安頓自己這一整體問題的一個部分回答。無論家族財產和俸祿來源在哪裏，被葬於建康附近的家族墓地，都顯示出了這些流徙士族重返北方的意願。而這也是他們與皇室關係密切的一種表現，這種關係是一定社會地位的保證。
南京象山琅邪王氏家族墓的區域內，還有12座墓葬在等待發掘。或許考古工作者會在某天挖掘出另一座小型磚室墓，裏麵有著不起眼的隨葬品，豐富的個人飾物，及一小方墓誌，上麵刻著“王右軍王羲之假葬墓”。
（作者注）最終的證實或許隻能通過DNA檢測，就像爭論不休的曹操墓一樣。因為浙江的丘陵或許可以是一個人工作、生活甚至死去的地方，但在死後，適宜的葬地應是接近家族的，在京都的附近。當然，最理想的，並不是南方流寓的京都建康，而是北方正統的都城——洛陽。
鳴謝
這篇文章的前期版本“六朝時期的文化習俗和社會生活”（巴黎，2004年6月25日）曾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研究學院·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的工作坊，以及亞洲研究協會2009年芝加哥年會的“王羲之新解”小組會（2009年3月29日）上宣讀。非常感謝這些會議的參會人員，尤其是王羲之討論會上的與會者（Antje Richter, Thomas Jansen, Uta Lauer,以及王平），感謝他們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
周胤（重慶大學）譯
從考古角度看東晉社會——初探
從考古角度看東晉社會——初探
原刊於宋馨（Müller, Shing）編:《五六世紀中國北方文化的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Centuri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9.
六朝（220—589）無疑是中國曆史上最複雜且最有趣的時期之一。在此之前，很少有如此多不同的族群穿越中國，在北方和南方留下他們的印記。隨著北方遊牧民族開始在中原地區占據愈來愈重要的地位，他們持續的壓力引發了難民潮，無數難民湧向當時仍被視為蠻荒之地的南方。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以來，漢人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南遷。但是，最大規模的移民潮爆發於公元4世紀初，內侵的遊牧民族不僅摧毀了西晉（265—316）的政治、文化中心——長安和洛陽，導致了西晉的滅亡，也使得華北大部分地區淪為荒土。
建康（今南京）是長江以南的移民中心之一，其成為流徙政權東晉（317—420）的都城。其他移民定居於長江中遊的中心地帶（即今天的荊州和鄂城）。尚有他者，則更遠徙至番禺（今天的廣州）。相關曆史背景參見張學鋒、傅江：《東晉文化》，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年，第3990頁；格拉夫(Graff）：《中古中國的戰爭300—900》(Medieval Chinese Warfare. 3009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7696；張磊夫(De Crespigny)：《南方諸將》(Generals of the South),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Series 16.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0, 408532.
因此，東晉時期南方社會的組成極為不均。三大主要群體參與了南方文化的形成。第一，北方漢人流徙者，即新近入遷者，他們於公元316年西晉滅亡後掌握了南方的政權。第二，早期的漢人居留者，他們擁有大量土地，早在秦朝已開始向南遷徙。這兩類群體在曆史文獻中均有跡可循，相較之下，第三類群體則顯得難以捉摸，文獻僅統稱為“山越”“山蠻”“山民”或“山賊”。參見孫權平山越之戰,[晉]陳壽撰，[宋]裴鬆之注：《三國誌》卷四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40頁、第1316頁；卷六十，第1745頁。關於山越叛亂，參見張磊夫(De Crespigny)：《南方諸將》(Generals of the South), 324；畢漢思(Bielenstein)：《六朝（第二卷）》(“The Six Dynasties, Volume II” ), 《遠東文物博物館簡報》(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9 (1997), 66；格拉夫(Graff）：《中古中國的戰爭300—900》(Medieval Chinese Warfare. 300900), 7678.由於無法準確地界定文獻中所指究竟是哪一族群，因此本文將之稱為“地方土著”。一般認為他們在北方難民湧入後，由於生存壓力大增而被迫轉入南方的山中。畢漢思(Bielenstein)：《六朝（第二卷）》(“The Six Dynasties, Volume II”), 6569.
這三類群體不但可從曆史文獻中獲知，不少人的身份也可通過他們墓葬中的銘文加以識別。以下文中將對三個典型地區的考古資料進行分析，並展示這些資料可為我們了解東晉社會的構成提供哪些幫助。有關南方墓葬的介紹，可參見丁愛博(Dien)：《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4154.這些被考察的地區包括三處。其一，長江下遊廣大的都城地區。這裏是政治精英及多數北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其二，長江中遊的次級中心。不少位於遷移路線上，當地的豪族在此擁有自己的據點。這些地點常與都城地區抗衡，不少叛亂即發源於此。其三，華南的偏遠區域。此區雖不及前二者重要，但沿著遷移路線和較偏遠的地區，其人口組成更為複雜。
一、長江下遊：都城地區
都城地區是最重要且考古成果最豐富的區域，政治精英及最顯赫的北方流徙家族聚居於此。今天的南京地區發掘出了許多他們的墓葬。關於南京流徙者墓葬的綜述，參見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79288頁；張學鋒、傅江：《東晉文化》，第208214頁；安然(Kieser)：《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4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2, 83119及安然(Kieser)：《建康東晉流徙士族墓葬新解》(“New Insight on migré Tombs of the Eastern Jin in Jiankang”) , 《轉型之作：早期中古中國的文學、藝術和哲學》(The Yields of Transition: Literature, Art and Philoso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s. Jana S. Rosker, Natasa Vampelj Suhadolni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ers, 2011.墓主人的身份很容易辨識，因為他們的墓誌上登載有逝者的姓名、出身及郡望。由於流徙士族建立了東晉王朝並多居朝廷要職，因此不足為怪，他們的墓葬環繞著都城建康，且在多數情況下聚集排列。墓葬與帝陵緊密相依，折射出了墓主人生前的顯赫。
關於東晉帝陵，參見安然(Kieser)：《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 典型的流徙士族墓為小型券頂磚室墓，有的（如圖51所示）麵積甚至不超過4米×1米，高度則低於1.3米。最小的墓葬中僅陳設了極少量的隨葬品——本例中隻有一把獻祭用的盤口壺和壁龕中的幾隻燈碗，以及位於側壁底部的一方墓誌。相反，在棺內，逝者卻被配以完備的禮器（如唅或弩機）及個人飾物（如發簪、珠飾和頭飾等）。
關於上述隨葬品的闡釋，參見安然(Kieser)：《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 101117.有些物件因其獨特而
成為政治精英的象征。出現於流徙家族（如琅邪王氏和陳國謝氏——兩個家族中都有成員身居東晉曆朝丞相之位，另如皇室司馬家族）墓中的一係列隨葬品都十分特殊，在東晉幾為獨有。它們中有極其難得的奇珍異寶，一般作為貢物或罕見的商品來到都城，如以舶來的綠鬆石珠、水晶珠、琥珀珠和瑪瑙珠等製成的鐲子，許多來自羅馬或薩珊王朝的玻璃
圖51北方流徙士族墓
1. M3王丹虎墓（公元359年），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地；2. 隨葬品；3. 墓誌。棺外出土物品：2. a. 青瓷盤口壺,b—c. 青瓷碗,及墓誌[3]； 棺內出土物品：2. d. 銅弩機，e. 銅刀，f—i. 金釵和金簪，j—m. 鐵剪、鐵刀。
引自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二、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年第10期,第30頁，圖一;第43頁，圖二一、圖二二;第45頁，圖三一。
容器，一個用鸚鵡螺貝製成的杯子，以及一枚金剛石指環（圖52）。流徙家族墓中這類物品的出現，是他們側立皇權的另一表現。這種棺內奢華、棺外簡樸的鮮明對比可由一些墓誌來詮釋。誌文中提到，這些墓葬僅被作為臨時的安息之所，因其後人計劃一旦光複中原便將逝者遷葬於北方的故土。但如我們所知，這一景象從未發生。有些流徙者似更務實，以更多的隨葬品布置其墓室，但考慮到一個事實即這裏埋葬的是當時最為顯赫的家族，則其墓葬的陳設相對而言，仍顯簡陋。
華人德(Hua Rende)：《東晉墓誌石：附議〈蘭亭序〉之論爭》(“Eastern Jin Epitaphic Stones. With Some Notes on the ‘Lanting Xu’ Debate”),《中國中古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3 (1997), 4041；安然(Kieser)：《東晉時期北方移民對南方墓葬影響的重新評估》(“Northern Influence in Tombs in Southern China After 317 CE? A Reevaluation”)，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1272頁；安然(Kieser)：《魂返故土還是寄托異鄉? 從墓葬和墓誌看東晉的流徙士族》,《東南文化》2002年第9期，第4549頁；安然(Kieser)：《墓葬及墓誌所見東晉流徙家族》(“Emigrantenfamilien der stlichen JinZeit im Spiegel ihrer Grber und Grabinschrifttafeln”), 《遠東》(Oriens Extremus), 43(2002), 161174.
圖52北方流徙家族墓中的舶來品
1. 玻璃罐；2. 鸚鵡螺杯；3. 進口綠鬆石珠、水晶珠、瑪瑙珠串成的手鐲；4. 嵌金剛石指環。
參見南京市博物館：《六朝風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3、97、189、208頁。
第二類重要族群的墓葬分布於更大範圍的都城區域，他們是坐擁土地的漢人居留者。這些家族早在東晉之前便已遷居南方。
關於他們墓葬的綜述，參見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第268278頁；安然(Kieser)：《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h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仔細檢視發現，大部分他們的墓葬都可追溯至西晉時期（通過磚銘上提到的墓主人名字及墓葬建造或下葬的年代來判斷）。居留者的墓葬不同於流徙者，它們的磚室墓似更大，且建有穹窿頂。有時還有兩個或更多的墓室，並由過道相連。部分墓室磚有模塑或雕刻的形象以及裝飾圖案。有時裝飾是由兩到三塊磚組合而成（圖53）。隨葬品的種類也更豐富，如家常物品的模型、墓俑，及各種動物形狀的典型南方青瓷器（圖54）。這類隨葬品主要出現於居留者的墓中（從未出現於流徙者墓中），直到西晉滅亡前，似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者的標誌。
圖53宜興周處墓（公元297年），漢人居留者墓葬示例
1. 墓葬平麵圖；2. 磚塊浮雕。
摘自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１９５７年第４期，第85頁，圖2；第87頁，圖4。
圖54居留者墓葬的特征：家常物品模型、熏爐、各種動物形青瓷器
摘自南京市博物館：《六朝風采》，第328頁、第338頁(1—2);羅宗真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第187188頁、第216頁(3—6)。
但自東晉開始，考古資料變得難以捉摸。正如前示，墓葬規模變得更小且轉為單室墓；大型墓葬和豐富的隨葬品（如青瓷動物及家常物品模型、動物形青瓷容器）消失。多種因素的相互影響或導致了大型墓葬及其典型陪葬品的消失：一個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北方移民在掌握政權後，當地族群的影響力降低，物質資源日漸匱乏。同時，正如丁愛博（Albert Dien）所言，大型墓葬可能被視為對皇權和統治家族的挑釁，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丁愛博(Dien)：《從堆塑罐論六朝墓葬儀式的發展》(“Developments in Funerary Practice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Duisuguan 堆塑罐 or ‘Figured Jar’ as a Case in Point”) , 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第533頁。但對東晉社會的研究而言，這些晚期的、小型的墓葬顯然不太具有啟發性，因為他們既無磚銘，也無特定的隨葬品，因此自東晉初年以降，居留者族群的墓葬開始變得不易辨識。
第三類族群，地方土著，在都城地區尚未發現任何的考古資料。但我們目前麵臨一個問題，即如何辨識地方土著的墓葬。據筆者所知，至今未有銘文發現——無論墓誌或磚銘，能夠確定某位墓主人為該族群之成員。則稍後，我們將以其他的方式來鑒定當地族群的墓葬。
二、長江中遊地區：次級中心
筆者所言的次級中心指的是在長江中遊地區較大的定居點和駐屯地，其中多數沿南遷路線（如漢江和贛江）分布，當地豪族或流徙群體領袖在此擁有據點。
關於南遷路線,參見薛愛華(Schafer)：《朱雀：唐代南海圖》(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2025.較大的中心往往是州郡治所，皇室成員曾不止一次利用他們的地方勢力集結軍隊，以抗衡都城建康。這種企圖有時也有成功者，如梁武帝蕭衍（502—549在位）便曾以雍州（河南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刺史之位，漸以自立。
格拉夫(Graff）：《中古中國的戰爭300—900》(Medieval Chinese Warfare. 300900), 7678.關於雍州治所襄陽的駐防，當地豪族以及地方和朝廷勢力的互動，參見戚安道(Chittick)：《中古中國的蔭護與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陽城》(Patronage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China. The Xiangyang Garrison, 400—600 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在這裏，我們所麵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最突出的問題是在長江中遊地區所發掘的墓葬中，未有出土過任何墓誌。唯一發現的文字材料是一些東吳時期（222—280）的木牘名刺和罕見的墓磚銘文。
關於鄂城吳墓出土的木牘名片，參見鄂城縣博物館：《湖北鄂城四座吳墓發掘報告》, 《考古》1982年第3期, 第266267頁。鄂城第2087號墓為西晉末年墓，其中有一磚銘，刻為“洪”字。此或為墓主人名字，然也可能是建造者之名。
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8頁、第424頁。南朝以降，銘文變得愈加普遍，參見武昌的三座劉宋墓。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地區四座南朝紀年墓》, 《考古》1965年第4期, 第176184頁。有些銘文提到了墓主人的名字、墓葬建造或下葬的年代，但都不屬於東晉時期，而屬於六朝的早期或晚期。到目前為止，東晉的墓葬中尚未發現任何有助於區分東晉社會構成的銘文，而都城地區的墓誌卻明載了逝者的名字及其北方的祖籍。因此，為了找到可能指向上述族群的結構或標記，我們必須對墓葬的建築及隨葬品進行更為仔細的檢視。
觀察不同的墓葬類型，其大概情況與都城地區相同，雙墓室由甬道相連，部分帶有耳室，或一個或多個壁龕——兩者在長江中下遊地區都可見到——但在東晉初年皆消失了。所不同的是，長江中遊地區出現了一種雖然罕見但一直延續到東晉和南朝的地方墓葬類型。其中一類是相連的並列墓室，有時在墓室間還設有通道（圖55）。
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第46頁。雖然這種類型在東吳便已出現，但在東晉時期卻更常見。我們所說的仍是小數目：這種類型有7個例子被認為是鄂城地區東晉時期的。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第4353頁,表12。基於隨葬品的樣式，一例非常罕見的三室並列墓也可被定為東晉時期。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第53頁。另有一種地方類型為雙前室附兩個並列的後室。此類型於西晉末消失，僅有一個附帶三座後室的孤例，據考古學者分析乃建於東晉時期（圖56）。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第14頁。不過，除去這些非常特殊的地方類型，長江中遊地區和南方的其他地區一樣，附或不附帶入口甬道的單室墓為最常見的墓葬類型（圖57）。示例請見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第53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