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家裏有一張黎元洪的大相片，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筆字：補塘檢察長。照片起先懸掛在客廳的角落裏，後來被挪移到餐廳。小阿季時常搬個凳子，跪在上麵仔細端詳照片，心裏煞是好奇：照片上的人明明不是父親的樣子，可怎麼又會寫著父親的名字呢？但她始終沒有咋咋呼呼追著家裏人問個究竟。慢慢地她自己明白了：落款不是標簽，照片是大總統發給每個下屬留存的。原來如此啊，幼小的她暗暗為當初的不作聲、如今的恍然大悟偷樂一番。
“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她覺得，還是聽父親的話，最可靠。
對於第二次舉家“回南”，八歲的楊絳不僅有了清晰的記憶，更有了婉轉的情愫。
楊絳在回憶中形容這次離京是“心上很悵然”，她在北京生活數年，對身邊的一切都有感情：班上的同學，親切的鄰裏，大院裏的山桃樹，街邊香氣四溢的炒栗子與甜蜜的玫瑰香……
回南勢在必行，就連從不出遊的母親也在臨行前親遊各大名勝，並購買了許多當地的特產，準備帶回南方送人。行李的整理也一直在進行，不過父親早有叮囑，路程舟車輾轉，各自的東西能舍則舍。
但各自都有不願舍棄的事物。如父親整箱整箱的書
，他親自上山采集的植物標本，以及他的愛貓；如三姐的小洋傘，還有她從動物園拾得的一根孔雀羽毛；又如小楊絳的心愛之物山桃核、“泥刻子”。
楊絳記得離開北京是1919年秋天的一個清晨，空氣沁涼，如沉秋水，街道兩邊已有零星的黃葉旋落翻飛。走在路上，她遇到一個不怎麼要好的同學，本想讓其捎句話給另外的同學，卻又覺得心思難表，隻好暫且作罷，悵惘著與家人繼續前行。
到無錫後不久，楊絳成了大王廟小學的一名插班生。大王廟在沙巷口，離家近，附近巷弄裏的孩子們都在那裏上學。學校隻有一間大教室，容納學生近百人；也隻有兩名教員，其中一個是校長，另外一個是老師。
校長性情溫和，鼻尖上經常掛著一滴清水鼻涕。老師姓孫，剃了個光頭，學生們就在背地裏稱他“孫光頭”。由於學生太多不好管理，“孫光頭”手中便隨時備著教鞭，但凡聽到一點兒“風吹草動”，就狠狠地用教鞭敲打課桌，以示震懾，要是誰被他當場逮住，就要難免一陣好打了。
大王廟的學生幾乎個個挨過教鞭的敲打，女生們痛恨“孫光頭”，就在廁所裏貼了他的畫像。楊絳是新來的，不懂“規矩”，見她們每次上廁所都要對著畫像鞠躬就覺得好奇，一問起，才知道她們想讓“孫光頭”倒黴。
晚年時，楊絳時常會回憶起
在大王廟讀書的日子，聲稱印象“分外生動”，情景曆曆，宛然如昨。至於讀的什麼書，倒是全忘記了，隻記得“孫光頭”將“子曰”解釋為“兒子說”。每天上課前，學生都要做早操，一名高個子男生站在前麵念口令，彎著舌頭，每個字都帶個“兒”的尾音。還記得校長打自己年幼的兒子，把開襠褲直接扒下，大大的手掌拍在小屁股上，印下一個紅通通的手印，讓人看著都疼，最後還是“孫光頭”勸了下來……
基於書香世家的淵源，楊蔭杭很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不論男孩子還是女孩子，都盡其所能讓他們接受最好的教育。上海啟明女校在當時以校風校紀嚴和教學質量好名聲在外，楊絳的二姑母、堂姐、大姐、二姐都在啟明讀過書，中文、外文基礎很過關。大姐楊壽康在啟明畢業後，因成績佼佼留校當了法文課老師，她對父母說，可以帶三妹和四妹一起過去啟明讀書。
母親唐須荌自然舍不得。是時，二女兒同康已經因病離世，小楊絳八歲半，三女兒十三歲，大女兒也才二十歲，離家那麼遠，她實在放心不下。
小楊絳年紀不大，卻是個有主意的孩子。她不願再在大王廟小學念書，她要到父親喜歡的最好的學校去。當母親拉著她的小手問她：“你打定主意了？”她很幹脆地答道：“打定了。”“你是願意去？”“嗯。
我願意去。”
這一刻，縱然有很多很多不舍和留戀的滋味湧上心頭，懂事的楊絳還是強忍著滿臉淚水，堅持說“願意”。幸好，屋子裏光線很暗，母親沒有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