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芝宜佳教授早年學習古希臘文及英美文學，在研究課題中因涉及一些有關中國的內容，而迷上了博大精深的漢學，轉而開始潛心研究漢學。1988年，莫芝宜佳教授將錢鍾書先生的暢銷小說《圍城》譯成德語並出版發行，受到了德國讀者的極大好評。
1992年，莫芝宜佳教授所著的《〈管錐編〉與杜甫新解》學術論文，得到錢先生的高度評價。錢鍾書認為莫芝宜佳“也許是西方第一個‘發現’《管錐編》而寫出一係列研究文章的人”。他非常欣賞莫芝宜佳明快活潑的文筆，曾不無感慨地說，她對中國近代文學有廣泛而親切的認識，善於運用漢語寫出活潑明淨的散文，中國人看了都會驚歎說，“但願我能用外語寫出這樣靈活的散文”。
錢鍾書和楊絳一向惜時如金，閉門謝客，但唯獨莫芝宜佳教授例外，她永遠是他倆最為歡迎的知己朋友。
緣於莫芝宜佳深厚的漢學功底，精通多國文字，精思博涉的她成為整理錢先生外文筆記的不二人選。在她和其丈夫莫律祺的熱心協助下，這項龐大艱巨的任務，曆經三年寒
暑，終於瓜熟蒂落。
這些外文筆記題材涉及哲學、語言學、文學作品、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心理學、人類學等眾多領域，打開來，書香撲鼻，西方文學全貌展現在讀者麵前，令人歎為觀止。
這些外文筆記，是錢鍾書生命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楊絳不懈的努力下，以出版的形式確保它們以文化遺產的深厚力量澤被後人，不致散落在時代的塵埃裏。
第二類是中文筆記。最初，錢鍾書的日記和筆記是間雜而記的。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聲勢浩大地開展，革命小將們揚言要清查“老先生”的私人日記。因為記日記純屬個人性情自然流露，如果個別言語被別有用心之人變味解讀，上綱上線，就會產生諸多無謂的麻煩。鑒於此，錢鍾書就用小剪子，將日記部分一一剪去，蹤跡不留。如此一來，這部分筆記就被“開”成各種形狀的“大窗小窗”，零零散散，失落很多。另外，錢鍾書在讀書做筆記之餘，極喜歡即興而為，常常跨頁參考，旁征博引，整理起來異常費時費力。
第三類是“日劄”，也就是讀書心得。這些日劄被“淘氣”的鍾書題上各種名稱，諸如“容安館日劄”“容安室日劄”“容安齋日劄”；署名也花樣翻新，有“容安館主”“容安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甚至還鄭重其事地蓋上
各式圖章。其實，所謂的“館”“齋”“室”，被冠以峨冠博帶的名堂，不過就是1953年“院係調整”後，他們居住的中關園的那處簡陋的小平房。錢鍾書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審容膝之易安”，述“容膝易安”之誌而已。
癡氣的鍾書始終秉持“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信條，後來住處幾經輾轉，在他俱是“審容膝之易安”，所以日劄的名稱也就萬法歸宗。
日劄共計二十三冊，兩千多頁，分八百零二則。大多用中文書寫，另間雜有外文。不論古今中外，從博雅精深的經典名著，到通俗易懂的小說、笑話、戲劇、唱本，及至村謠俚語，他都互相參考引證，頗有心得。
這些“心得”，恰如零散的珍珠，有待有心人穿成名貴項鏈。錢老的《管錐編》，即是日劄的厚積薄發。
斯人已去，這些手稿對於錢老已是身外之物，對於後來人，卻大有借鑒之處。楊絳悉心盡力，勞心費力，謄寫、清點，整理得條分縷析。此中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也。
2003年，三卷《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麵世；2011年，二十卷的《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出版；2015年底，六輯四十八卷《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由商務印書館全部出版麵世。
皇皇巨著，宛如一座盡顯錢先生個性的特別“圖書館”，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文化昆侖”
錢鍾書宏闊的學問世界。
成果豐碩，楊絳功不可沒！
她這個“最賢的妻，最才的女”，為逝去的丈夫了卻一樁樁未了的心願，如釋重負。
米蘭·昆德拉說：“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
楊絳這個百歲老人，像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勇於擔當“錢辦主任”，老而彌堅，做得風生水起，唯願“死者如生，生者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