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一個詞叫做“上行下效”，其實問題就在這兒。地方政府如果以發財為主，以房地產為重，豈能怪百姓同樣以發財為主，以房子為重？與“上行下效”意思接近的還有一個詞，叫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程度上更嚴重一些。用大白話說就是，政府喜歡發財，老百姓就會喜歡“發大財”、“發橫財”。如果政府和百姓在發財這件事上，各自在不同的領域，也許問題不大。如果都集中在同一個領域、同一個目標，那就要打架。土地房子有限，那就爭房地產的“領空權”唄，也算是群眾的智慧，是否今後還需要新的法律呢？
政府要發展經濟，要讓老百姓富裕，這沒錯。但是，其中有一個關鍵問題必須厘清：政府能不能親自參與發財的事情？中國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要政府學會理財，道理上沒什麼錯，但是，怎麼改，怎麼理財，就是一個大問題。王安石改革的結局不太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主持的北宋政府太多地直接參與財產經營，把政府變成了老百姓的競爭者。麵對單獨、小群體的百姓時，政府可以所向無敵，但是，麵對全體百姓的時候，政府的處境就很難了，這叫“與民爭利”。雖然王安石自己可以潔身自好，盡量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在王安石之後，延續他這一方式的人，就變成蔡京、宋徽宗，北宋就亡國了。
因此，在發財這件事上，政府應該對自己的定位有清醒的認識。不是說政府完全不可以親自參與經營，有些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領域、關鍵領域、基礎領域，政府應該介入，例如航天、軍事、發電等。並且，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行為導向應該以全民利益為重。而在很多其他領域，政府的確應該退出與百姓、與社會的商業競爭，政府隻應該扮演一個規則製定者和公平仲裁者的角色。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年輕的宋神宗曾經說過一句話：讓我和小老百姓一起在小商品上競爭做生意，這不好吧（大意）？但是，宋神宗的這個覺悟當時沒有發生作用。換句話說，政府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鼓勵全社會發展經濟，不等於政府大量地直接參與經營，其中應該有一個界限。否則，即便有法律，也嚴格遵守法律，政府依然會因為自身運動員、裁判員角色的混淆而有口難辯。
當今中國的房地產問題還有一個難辦的地方，就是由於客觀原因，政府很難從房地產領域退出，不得不參與其中，這是中國的現實。除非把土地全部私有化，拆遷之事才會與政府毫無關係。拆遷戶再火暴，也隻針對資本家，政府樂得一身輕，做個和事佬。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土地不能私有化，就應該早一點認清這個現實，中國發展房地產就應該有適合自己的方針和辦法，而不應該照搬國外的那套辦法，弄得現在政府與房地產商難解難分，想要秉公執法都心虛，底氣不足。
房地產行業適合中國的政策應該怎樣？很簡單，由於中國的土地歸國家、集體所有，那麼，土地資源利用的首要目的就不應該是一部分人發財，不應該是表麵上的GDP參數，而應該是全民的真實生計，這個主次必須分清楚。政策應該建立在這個觀念基礎上。房地產的源頭解決辦法就是，要讓房地產的利益，變成廣大老百姓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政府要同廣大老百姓站在同一條戰線。
政府與資本家的關係，首先不是要消滅資本家；其次不是像某種西方理論宣稱的那樣，要與資本家穿連襠褲。而是應該像中國傳統那樣，理直氣壯地管理資本家，讓資本家規規矩矩地合法經商。隻有擺脫了與資本家的利益關聯，政府才有可能氣壯如牛，才有可能獲得百姓的信任。
房奴、卡奴、股奴、菜奴
物價問題關係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農產品價格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係更大。近年來，由於農產品一係列神奇的漲價，富有極高智慧的中國百姓發明了一係列新的詞彙，比方說“蒜你狠”、“豆你玩”、“薑你軍”、“糖高宗”、“蘋什麼”、“玉米瘋”、“辣翻天”、“棉花掌”、“藥你命（中藥材）”，等等。最近一段時間，國內的物價上漲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務院、發改委製定了很多措施，力求把生活必需品的物價控製在合理的水平上。這個話題值得一說。
上麵列舉的新詞並不能代表近年來一係列漲價的全部，較早時普洱茶的瘋狂漲價，很多人還記憶猶新。如今碰到一些茶葉商人，不少還感歎說，自己手裏還存了大量的普洱茶，當年高價買進，如今舍不得賠本賣出，隻好存在手裏，等著價格回升。這種情形像是在股市上被高位套牢一樣。好在普洱茶存放幾年問題不大，要是其他茶葉或商品，後果就比較嚴重。近來，大紅袍也遭遇了普洱茶以前的狀態，但是，很多茶商已經有了普洱茶的經驗教訓，吃一塹長一智，大紅袍漲價的風潮沒能狠命刮起來。
有一位茶商向我大致講述了當年普洱茶被炒作的過程。說起來也不複雜，有一批資本比較雄厚的商人，突然進入普洱茶市場，他們從普洱茶生產的源頭入手，大規模地包銷普洱茶，市場上普洱茶的供應，絕大部分份額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與此同時，他們適量地向市場投放普洱茶。然後，又自己派人將已經投放的普洱茶以更高的價格收回來。